自年初迄今，中國經濟的整體表現可謂差強人意。從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大目標，即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與國內外收支均衡來看，經濟增長數據顯然不太好看。來自微觀領域的一系列警報尤其令地方政府與決策層擔憂。畢竟，要推動中國經濟這艘大船前進，光靠國企是遠遠不夠的（況且國企本身也有太多沉疴需要清理）。如果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無法脫離困境，如果本就累積的系統性經濟風險由于一兩件重大經濟事件引爆，屆時即便宏觀調控水平再高，彈藥再多，恐怕也會顧此失彼。
　　最近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確實舉世矚目。但站在全球頂尖層面的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的角度來看，顯然并沒有太多值得我們驕傲的理由。因為中國取得的經濟進步，大都表現在體量上的擴張，“效費比”比較低。在表征經濟與金融強國的核心指標方面，我們與主要競爭對手美國的差距依然是全方位的。例如，由于掌握儲備貨幣發行權，使得美國在全球經濟深陷衰退泥淖時，能獨享金融紅利。差不多被華爾街綁架了的伯南克，任內給世人最大的印象便是大打QE牌。QE，原本是指一國央行可通過向銀行體系注入超額資金，包括大量印鈔或者買入政府、企業債券等讓基準利率維持在零的途徑，為經濟體系創造新的流動性，以鼓勵開支和借貸。通常，只有在利率等常規工具失靈的情況下，貨幣當局才會采取這種極端做法。但在美國金融資本和美聯儲眼里，這就是“過期不用就要作廢”的權力工具。在前兩輪總額高達2.6萬億美元的QE實施之后，道指回升到危機前的13000點之上，大宗商品價格也在高位運行，其中獲利最多的肯定是華爾街。而在QE3上周出臺之后，又將在向世界經濟注水的同時助推美國金融資本獲利。而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中國顯然是美國一系列不負責任經濟政策的買單者之一。在美元高邊疆面前，中國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有時顯得格外脆弱。
　　另一方面，美國還可以憑借在高科技領域的優勢構筑針對中國的高邊疆，就拿全球市值最高且被部分神化了的蘋果而言，足以讓中國同行追趕好多年。假如蘋果最終一統中國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終端市場，則將對國產手機制造商形成致命打擊。
　　從普通微觀主體的視角觀察，中國這些年來取得的經濟成績表不可謂不亮麗，但民眾能真實感受的福利效應其實并不算太高。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加上通脹對工資增長效應的沖銷，使得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剛性需要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在經濟內外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如若沒有前瞻性的治本措施，則局部風險的擴散和累積將有可能演變成系統的經濟與金融風險大爆發，而民生福利和財富增長的不協調已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對策，很有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定時炸彈。
　　因此，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兩大風險，既有基于增長動力衰減引致經濟減速的相關負面效應表達，也有主要金融與工業強國利用依然握有的權力符號與先導性資源優勢，試圖再度劫掠中國財富，進而切割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核心利益。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下一步，既要激活適應有效經濟增長的相關要素，更要針對在金融以及科技產業化等方面的軟肋，盡早“補課”。
　　眼下，在經濟增長處于下行區間時，政府通過適度微調宏觀經濟政策激活增長，并沒有錯，但這些年來凱恩斯主義特征明顯的宏觀調控已經證明：即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并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外部需求下降引致的出口衰退，正是中國降低對美歐市場過度依賴、加快經濟轉型的時間窗口。從操作層面看，政府在保增長、促發展的同時，應加大研發投入，促進國內低成本的技術轉移，提高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在配套條件支持下，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
　　從這個角度來說，筆者尤為擔心可能出現的新一輪經濟刺激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現階段，決策層尤須保持相當的理性，適度控制財政與貨幣政策工具的釋放。如果撇開經濟轉型的宏觀大略不顧，在沒有對宏觀經濟作徹底體檢并拿出有效應對藥方的情況下，再度舉起投資大旗，注定是次優決策。
　　外患方面，美國人認定：在今天這個星球上，能榨出更多利益并可承擔更多經濟責任的主要經濟體只有德國和中國。很難說是美國金融資本一手導演了歐元危機，但通過這場危機的洗劫，歐元區短期內基本失去挑戰美國的硬實力。作為歐元區的穩定器，德國不可能全身而退。至于中國，美國更是用上了所有想得到的圍堵工具。目的是在中國經濟還不十分強大之前，利用其操控的國際經濟秩序與各種金融工具對中國施加各種壓力和干擾，以削弱中國經濟的快速上升之勢，盡可能地維持現有的以美國意志為轉移的國際經濟格局，或者利用現有的規則盡可能地壓縮中國的上升空間。
　　凡此種種，中國與全球經濟再度面臨敏感而危險的時間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