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日韓看待中國的心理也在發生變化，即一方面想從中國的增長中取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實力增強會威脅到他們自身。
　　醞釀和造勢十年之久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FTA）終于有了實質性破題。作為剛剛閉幕的第十五次東盟與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的最重要成果，中日韓三國已經就今年11月正式啟動自貿區談判達成一致。
　　對于占亞洲GDP總值70％、占全球GDP總值20％的中日韓三國而言，其自貿區構建與落地所產生的經濟價值不僅限于區域經濟范疇，對活躍國際貿易程度和驅動全球經濟平衡也具有杠桿意義。
　　世界范圍內區域經濟一體化腳步借助經濟全球化力量正不斷加速，以致在目前的WTO成員方陣中，有近90％的成員國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區域性經濟組織。相反的是，亞洲地區除一個東盟外，其它國家都是散兵游勇，單打獨斗。特別是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分別與東盟10國簽了FTA，形成各自的10＋1局面，但東北亞自己的FTA卻始終胎藏腹中。
　　當前，除國際貿易的發展生態倒逼中日韓領悟到了構建自貿區的迫切性外，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也進一步強化了三國構建區域FTA的一致性思維。從世界范圍內來看，雖然中日韓三國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貿易額都已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極，但中日韓的主要出口市場卻依然過于集中在亞洲之外的經濟體尤其是歐美市場。
　　這不僅容易導致三國經濟為歐美所“綁架”，同時也造成了自身經濟的不穩定。但是，必須承認，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并不缺乏客觀而良好的現實基礎。
　　從宏觀條件來看，目前，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總量在亞洲分別排第一、第二和第四位，作為一個整體，三國的經濟規模在全球僅次于歐盟和北美，而一旦自貿區建成，將出現一個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繼而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的自由貿易區。
　　從微觀條件看，目前，中國是韓國和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是韓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日韓的貿易總額近6．4萬億美元，三國經濟聯系程度越來越緊密，其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愈加明朗。更加重要的是，中日韓的產業結構都具有明顯的互補性。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中日韓自貿區而言，由于其特定的地位和角色，其所產生的效果不會只局限于自我經濟與貿易的改良之上。一方面，受中日韓自貿區經濟能量和市場吞吐量所驅動，亞洲經濟一體化特別是東亞共同體的實現將得到顯著加強；另一方面，由于自貿區帶來的區域內商品流動性的增強，中國的服裝、紡織等產品更多地流向了日、韓市場，日、韓的電器等工業品可以大規模地進入中國，由此可以縮小中國、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對平衡國際貿易產生應有的作用。
　　但是，從現在看來，中日韓自貿區還處于起步階段，接下來三國的談判過程將會比較艱難和漫長。
　　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可能成為中日韓自貿區推進的重要掣肘。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的國家間實施自由化貿易將會對有關國家的產業造成較大沖擊，由此必然引起國家之間不同的憂慮和警惕；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結構差異明顯，中日韓三國為推進自貿區建設所需要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程度較高，對不同社會集團利益的影響也非常明顯，其所產生的社會壓力和阻力相當之大。
　　除經濟方面的掣肘外，地緣政治因素也在無形之中干擾著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進程。
　　首先，中日韓三國的政治互信度并不穩固，正是如此，三國尋求合作時寧可舍近求遠，而且這種局面從二戰后一直持續至今，改變起來并不容易；其次，三國領土爭端時常性地加劇也構成了FTA談判過程的重要“撕裂力量”；第三，隨著美國“重返亞太”，尤其是“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在亞洲地區旋風般的啟動，日本已宣布加入TPP談判，由于在以美國為中心的TPP和以北京為中心的貿易協議兩種選擇上目前日本很難平衡，而且未來可能倚重于前者，由此也會加強中日間芥蒂，從而給三方的FTA談判罩上陰影。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日韓看待中國的心理也在發生變化，即一方面想從中國的增長中取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實力增強會威脅到他們自身。這種矛盾的心理必然給自貿區的談判增加很多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