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做大做強”的理念一直貫穿在我國商業文化中,而且與“做強”相比,“做大”更是排在前面。在此理念的浸染下,各類金融機構也以資產與業務規模的擴張,以尋求全國乃至全球布局為終極目標。在“求大”文化的競爭演進中,“求小”似乎變成了自甘落后,并且往往被看作與失敗的命運距離不遠。 這一點在商業銀行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就一些大型銀行來看,在“大而不倒”思維的影響下,一度以資產規模、市值名列世界前茅為榮,卻沒有看到前車之鑒:1988年曾排名世界前6位的日本第一勸業銀行、住友銀行、富士銀行、三菱銀行、三和銀行及日本興業銀行,在國內危機與全球銀行業變遷中黯然退場,到2010年排名世界前20位的銀行中,日本只剩2005年組建的三菱日聯銀行勉強居于世界第11位。 對于銀行占絕對主導的中國金融業來看,片面追求“做大做強”或“抓大放小”,其帶來的危害是深遠的。從機構自身來看,往往會陷入以規模拼市場、忽視服務質量和主動創新的困局。從宏觀層面來看,在國民儲蓄率居高不下、金融體系流動性經常過剩的情況下,諸多部門和領域會出現金融供給短缺,尤其表現在那些落后部門或小企業身上,這就說明金融體系不能有效實現資金的供求配置均衡。現在,我們強調金融改革轉向“抓小放大”,實際上有幾方面的內涵。 首先,改革思路要充分重視“自下而上”的路徑。迄今為止,推動金融改革的基本路徑仍呈現“自上而下”特點。然而,基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大思路能否成功,前提是監管部門具有超常的智慧和魄力,這顯然并不現實,由此,推動金融改革更需要源于下層的“小智慧”。當然,我們所說的“自下而上”改革,并非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導式的發展,而是真正來自民間的草根金融創新,為整個金融改革奠定豐厚的基層土壤。 其次,在整個金融機構體系中,我們最缺少的是小型機構和零售機構。多數銀行機構致力于成為卓有成效的批發銀行,即使近幾年打造零售銀行的呼聲不絕于耳,實際也只是錦上添花而已。對于健全的銀行體系來說,小銀行起碼在數量上應是絕對主流,如美國社區銀行雖然屢遭危機沖擊,但仍占據85%左右的比重。除了銀行機構,能夠增強金融市場效率的其他各類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我國也發展緩慢,如消費金融、融資租賃等主體。 再次,就金融業服務對象來看,遠未形成面向小客戶的金融支持機制。與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相呼應,通常是快速擴張的大企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引起“求大”的金融支持模式。而在我國逐步向后工業化和后城市化社會邁進之時,相匹配的金融機制未有實質進展,因為在這種穩定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有限的大企業已難以支撐就業,加之投資增速放緩,只有眾多小企業和居民才是后工業社會的主角。由此,重視服務小微企業和居民,不僅是強調多幾家小機構和開展一些產品創新,而在于為其創造一整套金融解決方案,以適應經濟社會轉型需要。 第四,在金融機構內部,還存在諸多非市場化的“小”問題,被排除在機構發展的“大戰略”之外,但足以使改革遭遇挫折。例如,銀行人事制度官僚化,一些金融機構成為解決官員再發展的載體,形式上的嚴格風控掩飾了決策機制缺陷等。這些或是老生常談,或是被大戰略視而不見的小現象,卻極易使得銀行改革成為利益固化的工具,而非服務大眾。 最后,“求大”與“求小”之間的邊界不清晰。我們強調重視“小”的要素,并不簡單排斥“大”的方面!扒蟠蟆迸c“求小”建立在金融體系不同功能定位的基礎上。例如,大銀行的最優客戶天然就是大企業,主板市場的最佳融資主體也是如此,以行政壓力推動它們增加對小企業的支持,反而會產生交易效率損失,這也是“放大”的含義之一。也就是說,大機構和核心資本市場的發展目標,在于增強中國金融體系的內在競爭力及國際話語權;小機構及區域性資本市場的發展重點,則是彌補金融體系缺陷,更好地服務轉型中的實體經濟目標。 可以說,我國金融改革既需要從全局和長遠視角來把握,也需要從出現的具體問題上予以應對。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才是重樹金融改革思路的形象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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