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時不時地傳出地方政府“造城”計劃：河南開封千億“再造汴京”，而山西大同耗資上百億元的古城再造計劃卻早在2008年就已展開。大同市長耿彥波是在調研10天后就拿出規劃，并揚言5年見分曉。大同舊城街道名字恢復古風，而代王府、華嚴寺等文物修復也是工程重點。大同老城內所有的現代建筑將搬遷出去，以恢復傳統城市布局。
　　無論是造城背景還是方式上，大同的造成行動與此前曝光的開封造成計劃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歷史古城，又都在發展浪潮中日漸式微，并都是從“歷史”著墨，大有“復興”之意。與此同時，兩大造城沖動都屬于經濟下行背景下，城市自謀出路的典型例證。
　　這種大規模的地方政府投入，在投資風險的考量上不能不慎重。造城，意味著將原先的城市發展脈絡全部重新打亂再洗牌。特別像大同將替換所有現代建筑，恢復傳統城市布局，這更涉及到產業發展、居民生活、民生等諸多城市發展要素，基本上等同于徹底與以往的城市生態切割，由此帶來的種種不便甚至是破壞不可能被完全忽視。而這一“宏偉藍圖”居然是在熱衷城建聞名的新任市長調研10天后即“畫”出，不得不給人“心血來潮”之感。
　　造城計劃所要耗費的巨大投資，更使得“復興”計劃蒙上了“豪賭”的意味。以開封為例，造城行動僅拆遷一項就將耗費1000億元，相當于開封20年的財政總收入，那么在經濟形勢未明的情況下，后續建設投資如何跟進，確實是個疑問號。如發行地方債，也將面臨政策風險。因為今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預算法修正案草案中，已經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
　　動輒千億的投資效應下，造城沖動的更大隱患在于，它依然未能脫離以巨額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窠臼。事實上，開封、大同這種資源和歷史稟賦都有優勢的城市已經在這種模式上處于弱勢地位。它已經證明，這種單純的投資拉動并不能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而僅僅只是將問題延后并累積。如果再次以這樣的手段去滿足“穩增長”的需要，只會讓泡沫越滾越大。
　　“穩增長”目標本身就涵蓋“調結構”的內在訴求。造城計劃雖說通過巨額投資能帶來明顯的“穩增長”效應，且以復興旅游產業的目的也看似帶有“調結構”的傾向，但片面的投資需求又勢必削弱消費的拉動效應，很可能再次落入“穩GDP”的發展陷阱。而看似有理的發展第三產業，在未經充分的市場調研和產業規劃的情況下，也是“理想高于現實”，最終效果不容樂觀。近來曝出的“梁祝故里”投資失敗，“孫大圣故里”爛尾就是很好的反面例子。
　　可以預見，在經濟的下行區間，面對“穩增長”的現實壓力，各地都會絞盡腦汁謀求新的發展空間。造城計劃與其說是城市主政者的“一廂情愿”，不如說是發展危機之下的應對之策。誠然，這種模式可能依仗短時期的大規模投資，產生“速成”效應，但是無論是從長遠發展還是投資風險來看，都將埋下巨大的發展隱患。
　　在“穩增長”目標背景下，如何細化政策調控，對不同類型城市和地區作出更為針對性的政策誘導，顯得日益迫切。這既是防止地方盲目投資的必要之舉，又是兼顧民生和“調結構”需要，確保發展質量的內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