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國內消費增長滯后于出口等項增長的今日中國，適度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消費需求，已經是大勢所趨。然而，“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在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擴大消費的同時，我們需要對其副作用給予足夠清醒的認識，只有這樣才不至于重蹈覆轍，以至于自廢武功，斷送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途。

　　一、英國“福利國家”制度的起源與發展

　　系統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制本來并不是英國的發明，甚至也不是工業革命后的產物，中國漢族盛大王朝和羅馬帝國就已經一步步發展起來了相當多的社會福利項目。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越王勾踐就規定了對國民婚姻生育給予財政獎勵與政府幫助；漢朝時開始建立老年人優待制度；宋朝建立了官辦平價藥店、低收入家庭房租補貼等項制度，以及類似現代孤兒院、養老院的設施；到明朝時，出身貧賤、深知大眾疾苦的朱元璋不僅恢復了宋朝已經建立而為蒙元毀棄的幾乎全部社會福利項目，還根據親身慘痛經歷而建立了“經濟適用墓”等新項目，亦即貧困居民家庭人口死亡后，可向官府申請廉價或免費墓地，以供安葬。所有這些社會福利制度，曾令晚明時期來華歐洲人頗為驚嘆，艷羨不已。在近代工業化社會中，又是俾斯麥在德國首先建立了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然而，把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發展到“從搖籃到墓地”無所不包的程度，卻是英國和某些北歐國家率先所為，其利弊得失相應也在這些國家表現得最為充分。
    “福利國家”思想和實踐在英國可以上溯至19世紀的新《濟貧法》等法規，但全面鋪開則是二戰之后的事情了。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體現了英國國民的普遍意愿，以至于英國主要政黨及其領袖人物，不管內心對此真實看法如何，在二戰之后都長期以“福利國家”倡導者自居，非如此則無法爭取選民支持。正是這種意愿，使得英國選民在二戰剛剛結束之時就拋棄了領導他們贏得勝利的英雄丘吉爾，轉而選擇了沒什么英雄氣概和拿得出手業績的艾德禮，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帶領工黨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目標。在英國式“福利國家”制度的頂峰，英國福利項目之多、政府向國民提供的津貼和補貼名目之繁雜，為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望塵莫及。除常規的失業津貼和疾病補助金、養老金、低收入家庭房租補貼等項目之外，還有附加津貼，包括低收入家庭補助金（1971年起）、幼兒補助金、產婦補助金、寡婦津貼、殘疾人補助金、領養老金者的藥費補貼、食品補助金（1973年起的牛奶，1974年起包括面包、乳酪、黃油）、養老金領取人的廉價黃油供應（1973年—1974年）和牛肉供應（1974年），等等，堪稱包羅萬象。

　　二、英國“福利國家”制度實踐的成效

　　論及這一制度的成效，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成果毫無疑問是在相當大程度上緩解了英國這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舊有的社會矛盾，使得英國社會得以保持大局穩定，而不至于爆發顛覆性的社會革命。同時，由于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顯著擴大了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從而在相當長時期內有效地化解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痼疾，即生產無限擴張而人民群眾消費能力不足的矛盾。同時，本質上是一種轉移支付的社會福利開支具有“內在穩定器”作用：經濟繁榮時期，失業和低收入者減少，社會福利開支自動縮減，抑制了政府開支增長和通貨膨脹壓力上升的勢頭。經濟蕭條之際，失業和低收入者增多，社會福利開支自動擴張，從而維持社會一定的消費水平，避免失業率過度上升而加劇經濟波動烈度。從二戰結束直至次貸危機爆發，數十年間西方國家經濟周期運行的總體特點是危機蕭條烈度減輕而景氣時期延長，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功不可沒。
　　
　　三、英國福利國家制度在微觀層次上削弱了英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

　　盡管如此，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也不例外。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都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英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甚至埋下了潛在的社會動蕩禍根。
　　在微觀層次，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首要問題是造成了“動力真空”問題。對于中低收入群體，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緩解、消除了所謂“饑餓紀律”這個驅使人們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動力的壓迫，而新的動力又未產生，勞動紀律懈怠、工作積極性衰減的現象隨之蔓延。如果說在經歷了1930年代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艱難歲月的那一代人身上，此種問題表現得還不是十分明顯，那么，到戰后“豐裕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這個問題就日益顯著且難以收拾了。
　　即使對工作動力已經超越了 “饑餓紀律”壓迫層次的勞動者而言，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產品——較高所得稅也沉重打擊了他們可貴的工作積極性。因為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歸根結底來自就業者當前和未來的稅收，過度膨脹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結果必然是稅收過重；在戰后西方財政稅收格局變化的趨勢下，尤其突出表現為所得稅過重，英國戰后數十年來中等收入群體個人所得稅尤重。早在1950年代英國實行“福利國家”初期，所得稅率之高就已經使得很多原來喜好加班加點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額外辛苦不過是在白干，加班的動力大大衰減。到后來，事情甚至發展到了失業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還多的地步，因為就業后的收入要納稅，而失業救濟金和補貼所得無需納稅。從上世紀60、70年代直至現在，這種現象始終存在。由于相當一部分掌握話語權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長遠思維，以個案煽情取代對全局的冷靜客觀思考，要么有意嘩眾取寵，致使某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所謂“人道主義”長期占據了“政治正確”的地位，不僅導致失業者收入比工作者還多的問題來得更快、更嚴重，而且加劇了外來移民問題。
　　上述“動力真空”問題大大惡化了英國在戰后的國際人口流動格局。一方面，專業人員、功成名就者大量移居國外，以躲避源于過濫社會福利支出的高額稅收。移居加州的1970年代英國頭號影視明星凱恩直言：“我熱愛英國，但我要等到稅收政策改變以后才能回去”，成為許多外流英國專業人士的心聲，英國則因此而長期蒙受嚴重的人才流失之苦。
　　另一方面，依托龐大海外殖民帝國，英國數百年來形成了國內不得志者奔赴海外另謀生路、尋求機會的傳統。雖然海外英國公民中不乏為非作歹之徒，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備受踐踏，但對英國而言，這一傳統在總體上確實發揮了培育和弘揚國民自我奮斗精神的正面作用。然而，由于社會保障和福利項目過多過濫，英國國民得到了一個新的、卻是破壞性的選擇——降低生活標準，依靠政府福利救濟在國內勉強度日。隨著作出此種選擇的“阿混”人數日多，英國國民進取精神遭到了深刻的毀壞。因為僅僅是所謂“上流社會”墮落腐朽并不足以根本毀滅一個社會，只要有相對順暢的向上流動機制，保有蓬勃進取精神的基層民間自會不斷向社會領導層提供新生力量。但倘若基層民間普遍墮落不求進取，那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真的是不可救藥了。
　　帝制中國和羅馬帝國都曾實施過頗為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根據筆者迄今掌握的材料來看，除清朝時僅僅面向八旗部族的旗人俸祿制度外，帝制中國還沒有出現福利項目泛濫成災造成全民墮落寄生的問題；而在保留著相當多選舉制度的羅馬帝國，特別是在羅馬帝國核心地區羅馬城和意大利，這個問題特別顯著特別嚴重。昔日驍勇羅馬戰士后人墮落到不事生產，成天沐浴、酗酒、看戲、沉湎角斗和競技表演、觀賞各類儀式典禮，結果先是淪為蠻族雇傭軍頭目攫取帝國君位的道具玩偶，后來在蠻族大舉入侵中徹底淪為蹂躪、侮辱、掠奪、屠殺的對象，泛濫的福利項目實不能辭其咎。那么，鑒于西方國家數十年實踐中福利項目都表現出了強大的向下剛性，易于增多而難以削減，即使在國家面臨“主權破產”之虞時，壓縮過高的福利項目也往往招致社會騷亂 （如近年主權債務危機中的希臘等“歐豬國家”），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是否面臨更大的風險重蹈羅馬帝國上述覆轍？

　　四、“福利國家”制度帶來的國際人口流動風險

　　對英國社會潛藏著更大毀滅性風險的是，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還吸引了許多文化背景迥異的海外移民來吃福利，而他們又日益拒絕融入當地社會，社會撕裂的風險正在滋長。
　　盡管英國政府幾乎從來不曾鼓勵英聯邦國家人民移居英國，而是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但英國的帝國地位卻自然而然地促使英聯邦國家人民遷居英國，而且遷入英國的前英屬殖民地居民以印度、巴基斯坦和西印度群島人居多，以至于在英國國內形成了“有色人種問題”。1966年，英國來自西印度、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白人人口分別 達 到 了 454100人 、223600人 和119700人，多數是1950年代遷入英國的。時至今日，在英國越來越多的社區，穆斯林等外來移民群體開始占據相對多數、乃至絕對多數，某些城市、甚至英國全國人口構成也正在出現類似發展趨勢，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ofManchester）人口統計學家們認定，2019年，位于英格蘭中部的萊斯特市（Leicester）就將成為歐洲第一個白人非多數的城市 （即白人占總人口比例低于50％）；到2024年，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也將成為白人不足50％的所謂“多元化城市”。這種局面將給英國社會治安乃至國家政治認同帶來何種挑戰？從2011年的倫敦暴亂，奧運形象大使切爾西·艾夫斯領頭打砸警車、搶掠蘋果手機店；到近年來英國穆斯林團體在一系列問題上吹毛求疵，乃至刻意挑戰國家忠誠、對外戰爭、陣亡將士等原則性問題，已經暴露出了不容忽視的危險苗頭。
　　在1960年代，非白人外來移民群體的形成與增長就引起了英國社會的重視，認為這不僅影響英國的國內就業，而且會形成一個與英國生活方式不適應的、代表另一種文化的 “有潛在敵對意識”的種族集團。時至今日，單一外來移民人數增長和在局部地區日漸占據多數，正在孳生聲稱代表這個群體的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一旦形成，為了維護、擴張自己在政壇上的“江湖地位”，他們所要努力推進的就不會是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認同直至最終融合，而是刻意強調、凸顯、乃至制造外來移民與當地社會的不同，并片面要求對這類不同給予“寬容”，卻從來不提外來移民對當地社會文化傳統和行為規范的接受、遵循與認同。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諸如“多元文化”之類“政治正確”的思潮下，他們的這種傾向又會受到進一步激勵。由于大城市就業等機會較多，外來移民群體較多地集中于大城市，21世紀初的人口統計顯示當時49％少數民族人口居住在倫敦，以至于近年有“倫敦斯坦”之稱，進一步放大了這類政治力量的能量。
　　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從幾個方面激勵了上述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首先，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減少了外來移民在英國生存的困難，從而直接激勵了這類移民的增長，特別是激勵了惰性較強而自我奮斗精神較差的移民來分享福利蛋糕。其次，如果外來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濟，必須勞動謀生，生存壓力將激勵其盡快、盡可能全面地融入東道國社會，這樣才能贏得較多的機會。但是，如果他們可以指望相當豐厚的福利救濟，他們這樣做的動力就將大大衰減。特別是如果有許多福利救濟項目是與外來移民身份掛鉤，那么，他們更將具有強大的動力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以保持其“外來移民”身份和與此掛鉤的福利救濟。第三，在有福利救濟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 “淘氣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況下，外來移民中必然會有某些個人和勢力選擇挑頭鬧事爭取更多福利，以此為自己爭取外來移民群體“領袖”地位。而所有這一切，又必然在英國內部制造和激化社會矛盾。

　　五、“福利國家”制度對英國宏觀經濟運行效率的副作用

　　在宏觀層次上，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對經濟運行效率的短期和中期影響首先體現在惡化了國家財政狀況。因為政府要靠提高稅收來應付福利支出，財政負擔加重，國家債負上升隨之不可避免。在依靠中央銀行擴大貨幣發行來為國債負擔融資的情況下，通貨膨脹加劇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同時，稅率過高還大大抑制了英國國內的投資動機，因為稅后預期投資收益過低，以至于投資者寧可將資金用于消費，或是海外投資。英國本來就長期是一個資本輸出大國。1870—1913年間，英國輸出的資本等于其國民收入的4％，并占其資本形成總額的40％。在這一時期最后10年，英國資本輸出等于其國民收入的7％，占其資本形成總額的75％—80％。如此規模的海外直接投資，本來就已經對英國本土產業升級產生了嚴重負面作用，是英國從“世界工廠”地位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二戰之后，伴隨“福利國家”制度而來的高稅率讓英國海外直接投資獲得新的發展動力，“世界工廠”地位也就徹底遠離英國一去不復返了，并大大損害了英國國際收支的穩定性。1962年—1977年間，英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從48．70億英鎊增加到192．50億英鎊，增長143．80億英鎊，同期外國對英直接投資從21．30億英鎊增長至139．50億英鎊，增長118．20億英鎊，兩相抵消后，英國對外直接投資超出外國對英直接投資額從27．40億英鎊上升至53億英鎊。
　　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國內消費增長滯后于出口等項增長的今日中國，適度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消費需求，已經是大勢所趨。然而，“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在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擴大消費的同時，我們需要對其副作用給予足夠清醒的認識，只有這樣才不至于重蹈覆轍，以至于自廢武功，斷送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