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和主要抓手。這就要求著力擴大消費需求，努力形成消費主導型經濟。實現經濟增長向消費主導型轉變，需要關注作為消費主體的人口的變動，尤其需要關注人口結構包括人口城鄉結構、年齡結構、就業結構等的調整。
消費主導與人口城鄉結構
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扭轉多年來消費占比震蕩下行走勢，需要大力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消費水平由收入水平決定，并受到社會保障發展程度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年平均增長7%以上，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實現制度全覆蓋、擴大城鎮養老保險、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提高3個百分點等發展指標。同時應注意到，要使擴大消費需求真正成為擴大內需戰略的重點，形成消費主導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除了要保證這些約束性指標如期達到，也應高度重視合理調整人口城鄉結構和適當加快人口城鎮化步伐。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呈擴大趨勢：從1978年到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6倍擴大到3.2倍，消費差距由2.9倍擴大到3.6倍。這意味著，把1名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居民就會使消費擴大3.6倍。考慮到變農民為市民對固定資產投資的需求，及其在低保、養老、工傷、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方面的需求，人口城鎮化對最終消費的拉動作用還要大得多。因此，人口城鎮化的推進直接帶來消費的擴大，適當加快人口城鎮化步伐是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的有力推進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人口城鎮化駛入快車道，這是合乎規律的。其一，這是工業化快速推進的結果。城鎮化是三次產業結構變動即第一產業占比下降、第二和第三產業占比上升的產物。1978—2010年，第一產業占比由28.2%下降到10.1%，降低18.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由47.9%變動為46.8%，微降1.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由23.9%攀升到43.1%，上升19.2個百分點，呈穩步上升態勢。其二，這是城鎮化補償性發展的結果。新中國成立60多年的人口城鎮化進程，可粗略地分為三個時期：20世紀50年代為快速推進時期，城鎮化率由1949年的10.6%提高到1960年的19.7%，年平均提高0.8個百分點；20世紀60年代至改革開放前為徘徊停滯時期，1978年的城鎮化率比1960年還低1.8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為快速推進時期，年平均提高1.0個百分點，是城鎮化經歷長期停滯之后的補償性發展。按照人口城鎮化S曲線理論，城鎮化第一階段為S曲線底部，城鎮化率在25%以下，推進速度緩慢；第二階段為S曲線中部，城鎮化率在25%至65%之間，呈加速上升態勢；第三階段為S曲線頂部，城鎮化率在65%以上，顯示出強弩之末的特征。當前我國約51%的城鎮化率處于S曲線中部挺起上升階段。如果用國際公認的統計模型來衡量，在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變動到10∶46∶44、三次產業就業結構變動到35∶29∶36的情況下，人口城鄉結構應當在60∶40上下，比實際人口城鄉結構51∶49要高出一大截，適當加快城鎮化進程還有很大空間。只是應當注意，適當加快不等于越快越好，應把握好速度和節奏。
消費主導與人口年齡結構
人是消費的主體，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不僅同人口數量變動直接相聯，而且同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息息相關。人口學粗略地將總體人口劃分為0—14歲少年、15—59或64歲成年、60或65歲以上老年三個部分，年齡結構變動對消費的影響不可忽視。由于傳統文化影響，加上提倡生育一個孩子，獨生子女被視為掌上明珠，少年組群消費系數（消費與收入之比）偏高；老年組群收入偏低且儲蓄率也低，消費系數比較高，其原因主要是生存需要特別是老年醫療費用占比較高。
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動視角尋求擴大消費，基礎在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打好勞動年齡人口消費率提升的基礎。2010年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為74.5%，已達峰值；2011年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為10.03億，也接近峰值。當前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處于峰值后期、絕對數量處于峰值前期，提高這一人口組群的勞動工資率，對擴大消費具有權重大、見效快的效應。特別是考慮到長期以來勞動報酬占比不斷下降、欠賬較多，工資率提升的空間很大。然而，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絕對數量峰值的到來和即將到來，也意味著其對消費的長期拉動作用將逐步減弱。哪個年齡組群對消費的拉動作用在增強呢？老年人口組群。預測表明，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和絕對數量將由2010年的8.9%、1.19億上升到2015年的10.1%、1.39億，2020年的12.5%、1.74億，2030年的17.4%、2.38億，2040年的24.5%、3.19億，2050年的27.1%、3.23億。要想發揮人口老齡化加速推進對擴大消費的積極作用，就要將老齡化積累起來的消費潛能挖掘出來、釋放出來。一應穩步提高老年收入，起碼要守住退休金與物價上漲同步這條底線；二應擴大老年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覆蓋面，提升保障和公共服務水準；三應大力發展老年公寓、托老所等，滿足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年人照護、醫療等方面的需求，發揮老齡產業對消費的拉動作用。
消費主導與人口就業結構
2010年，占城鎮家庭20%的低收入戶人均消費6416元，占60%的中收入戶人均消費12799元，占20%的高收入戶人均消費26381元。可以看出，中收入戶人均消費為低收入戶的2.0倍，高收入戶為中收入戶的2.1倍。在農村，低、中、高收入戶之間的消費差距還要更大一些。消費差距與收入差距同步，除了同人口城鄉結構、年齡結構密切相關，還受到就業結構的影響，是不同行業勞動者工資差距擴大的結果。如果以1978年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為1，那么，最低的農、林、牧、漁、水利業平均工資為0.79，次低的教育、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為0.89，最高的地質普查和勘探業為1.32，次高的建筑業為1.16，最高為最低的1.67倍，為次低的1.48倍。到2010年，仍以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1，則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僅為0.46，次低的住宿和餐飲業為0.64，最高的金融業為1.92，次高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為1.76，最高為最低的4.2倍，為次低的3.0倍。最高與最低工資相比，由改革開放前高出67%擴大到目前的高出3.2倍。行業之間不斷擴大的工資差距通過長期落后的就業結構發生作用，是消費需求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35∶29∶36的三次產業就業結構嚴重落后于按產值計算的10∶46∶44的三次產業結構，擴大消費應推進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就業轉移，同時調整第二、第三產業內部就業結構。1978年建筑業工資水平排在各行業第二高位，2010年則降到倒數第三位，就業人員占比卻高達9.7%；金融保險業工資由原來略低于平均水平上升到最高，就業人員占比卻不足萬分之一。這種工資越高就業占比越低的金字塔型收入和就業結構，給啟動消費和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變帶來很大困難。國際經驗表明，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和就業結構更適合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更能體現社會公平，是人口就業結構調整應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