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以加快改革創新為強大動力，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8%以下，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實際上，我國經濟基本面良好，目前仍處于中高速增長階段。我們應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跳出單純技術性分析的窠臼，以改革創新破解經濟發展中的難題，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添新動力。

　　一個預料之中的增長速度

　　今年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8%，這是一個預料之中的增長速度。這么說的原因在于：第一，世界經濟不僅沒有從國際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而且形勢更加嚴峻復雜，還看不到走出本輪周期的跡象。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一個國家要獨善其身是不太現實的。7.8%的增長速度在世界范圍內是比較高的速度。第二，由于居民消費存在諸多后顧之憂，如住房、社保、醫療、上學、就業、通貨膨脹問題等，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見影。第三，在外需和國內消費需求乏力的情況下，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而目前又處在4萬億元經濟刺激效應的尾聲階段。第四，“十二五”規劃綱要主動地把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為7.5%，表明這個期間的主要任務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增長質量，7.8%的增長速度符合預期目標。所以說，7.8%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預料之中，具有合理性。

　　科學判斷當前經濟形勢需要轉換思維方式

　　如何判斷當前經濟形勢？如何實現持續健康的經濟發展？這需要轉換思維方式，從更深層次上認識問題，其中尤須把握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經濟的“自然增長率”問題。
　　經濟的“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在發展的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組織水平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是與既定條件相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改變自然增長率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或組織變革。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把經濟增長分為起飛前的準備階段、起飛階段、起飛后持續增長階段，強調實現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圍繞新技術建立新的、充滿活力的管理組織，需要新的工人，需要新的融資和銷售方式。這些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
　　我國經濟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的起飛階段。改革開放為我國經濟的起飛創造了條件，它打破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封閉僵化的體制，讓我們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沿著世界產業發展軌跡前進。后發優勢使我們可以跟隨世界產業發展的潮流，以相對較低的成本迅速發展起來。此外，發展之初GDP盤子小，容易提高增長率。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可以說我們已經走過了快速發展階段。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與發達國家大體相當的產業布局，但我們的產業技術層次偏低。當產業空間相對飽和的時候，進一步發展必須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產業層次、開拓新的市場來實現，而不能靠“膨大劑”擴張原來的產業。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保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反倒是不正常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低得多，但增長的絕對數和質量并不低。
　　曾經的高速度使我們陷入“速度情結”，容易誘發拔苗助長式的政策，錯失調整結構的良機，產生很多負面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準確認識和把握現階段我國經濟的特點及其自然增長率。
　　第二，什么是真正的經濟增長？
　　把握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躍上新水平，要求我們弄清什么是真正的經濟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是靠創新、有產業支持的實體經濟的增長，是有質量、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是為社會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靠“膨大劑”催大的經濟增長。
　　很多經濟學經典成果把創新與經濟發展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例如，熊彼特認為創新催生新的產業，新的產業引領經濟發展。他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對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進行了長期、細致的統計學意義上的考察，并在《長期運動》一書中作了與熊彼特幾乎一致的論述，“在許多工業中，在某個時期，基本的技術條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當這種革命性的變化發生時，一個時代就開始了。”他舉例說，18世紀80年代英國的棉紡織業和生鐵生產，19世紀美國的鋼的生產，19世紀80年代的制鋼工業，19世紀20年代的煉鐵（比利時），19世紀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紀70年代的鉛（美國），在這些案例中可以觀察到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于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熊彼特和庫茲涅茨依據豐富的經濟史實告訴人們，正是一個重大的創新催生了一個或一群新興產業，繼而帶動了經濟一個時期的發展，這就是真正的經濟增長。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性的經濟發展來源于信息產業和網絡經濟。我們應當追求真正的經濟增長，真正的經濟增長來源于微觀層面的企業，宏觀層面只是為其創造好的環境。
　　第三，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下行？
　　既然當前的經濟下行是符合“自然增長率”的，也就是符合經濟規律的，那么就可以認為，經濟下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當前的經濟下行起碼有如下的積極意義：一是可以強制性地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是企業對各種約束條件變化的反應，是對市場壓力的反應。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蘿卜好賣不洗泥”，企業沒有創新、調結構、轉方式的壓力。馬克思所指出的固定資本的更新是資本主義走出危機的契機，講的正是這個意思。二是可以促進兼并重組。借助于市場機制的兼并重組甚至破產，可以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淘汰不能有效使用資源的產業和企業。這正是市場經濟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奧秘所在。我們應抓住經濟下行的時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在于創新和改革

　　宏觀經濟政策是短期的經濟調控措施。從長期看，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就要轉變思考問題的角度，真正認識到唯有創新和改革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通過創新，尋找新的引領經濟增長的產業興奮點。世界經濟之所以遲遲沒有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原因可能很多，但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還沒有出現新的引領經濟增長的產業興奮點。歷史證明，要在經濟起飛后保持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進行反減速的斗爭，也就是要在舊的主導產業出現減速時引入新的生產函數，形成新的產業興奮點，其實質就是創新。創新不同于發明，創新的歸宿是成為產業發展的動力。創新不是號召出來的，而是來源于體制的激勵。市場經濟下的創新具有強制性，因為創新對于企業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創新的主體是企業或企業家。研究發現，創新的最關鍵因素可能并不是人力資本，而是市場機制。正是市場經濟促進了技術進步，進而把技術進步變成了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又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市場機制不僅提供了創新活動所需要的激勵，而且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資本投資。
　　通過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創新成為經濟主體的自覺行為。既然創新來自于市場經濟的制度性激勵，既然市場經濟使創新成為一種常態，那么為了創新，我們就必須繼續推進旨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造就企業家并把企業家的精力引導到創新而不是尋租上去。如果企業家們的財富來源于創新，他們就會成為時代的楷模，社會就會涌現千千萬萬的企業家和創新者。如果企業家通過體制和政策方面的漏洞尋租獲得財富，那就不僅不會促進社會進步，而且會貽害社會。減少審批可以減少尋租，因為審批是讓審批者去判斷市場機會，而市場經濟是放手讓企業家去判斷。穩定的政策有利于創新，因為穩定的政策可以使企業家形成長遠預期，產生長期行為。此外，有必要倡導冒險精神，因為任何創新一開始總是表現為與傳統的不一致。
　　減稅的效果好于擴張性政策。市場經濟下應對危機的歷史證明，減稅的效果好于擴張性政策。在歷史上，長期實行擴張性政策刺激經濟的結果多會發生滯脹，典型案例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英、美等國的滯脹，還有上世紀80年代發生在日本的滯脹。這次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一個基本原因也在于此。因為危機的根源就在于產能過剩，而擴張性政策只是表面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實則是靠“膨大劑”擴張原來的產業，必然造成進一步的產能過剩。而且擴張性政策的投資主體主要是政府，容易出現短期行為和政績工程。實行減稅則可以藏富于民、藏富于企業，讓老百姓敢于消費，讓企業有資金創新發展。只有消費拉動的投資，才會成為高質量的投資。通過企業創新和老百姓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正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要達到的目標，也是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