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作為一種商品，當它的價格快速上漲因而需要予以調控之時，經濟學的原則是，設法抑制對它的需求，同時擴大住房的供給。然而，我國政府的政策卻是相反的：抑制住房供給，擴張住房需求，同時限制房屋交易。住房以前靠單位分配，如今則可自由購買，銀行還提供貸款。眼見房價在漲，又聽說城市住房用地“即將告罄”，于是，歷史上被壓抑的需求，加上子孫后代的需求，統統要在當前來實現。
“18億畝紅線”是一箭雙雕的絕妙之筆，它既遲滯了開發商前進的步伐，又誘發了對住房的哄搶；這是對房價的“精確扶持”（而不是打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維習慣和行政習慣的一種復歸。在計劃經濟之下，工程師式的“計算”，已經制造了無數商品短缺的悲劇；如今，官員們一面控制土地供應，一面對房價上漲的事實困惑不解，一面譴責這個，怪罪那個。每念及此，筆者就覺得，當前的經濟學固然具有嚴重的弊病，可它的成就是不容否定的；在生動的現實事例中，經濟理論分析可以展示它超越于普通大眾的遠見，它配得上稱為一門“科學”。市場經濟的基本思想需要在我們這個社會中進行廣泛傳播。
猛烈的房價上漲，逐漸把社會形勢和公眾的心理狀態逼上了極端。炒房者的瘋狂自不待言。許多城市平民家庭在擁有自己住房的同時，背上了巨額債務；這些債務額已經足以讓這些家庭在改革開放數十年間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化為烏有。“房價將永遠上漲”的觀點逐漸流行起來，尚未擁有住房的人陷入了焦慮，年輕人則絕望了。從前做夢都不敢想象的白花花的銀子像水一樣流入了開發商的口袋。在普遍的緊張和絕望氣氛中，開始有人構思各種怪招兒和邪招兒（例如，一些“專家”開始研究建造摩天大樓來種植糧食），公眾的情緒開始失去理智。有人一邊譴責房價的上漲，一邊譴責房地產開發活動。只要一聽說哪塊地要拿來開發房地產，他們則馬上表現出一種厭惡的情緒。這些人的口頭語是：“把960萬平方公里都拿來開發房地產吧！”他們不知道，他們提出了一個地球人無法完成的任務。18億畝紅線成了焦點。政府官員們忙于用各自的“政績”來證明這條紅線劃得多么英明。誰要聽說糧價一漲，不管是不是讀過書的，都馬上跑過去擁抱這條紅線，似乎這就是他們的救星。許多人支持“我們不能犯不可改正的錯誤”這種說法，他們似乎相信，已經變為城區的那些土地，早晚將不得不重新用來種田。許多以動腦筋為業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起哄者的行列。例如，上海某著名經濟學家就曾經違背基本原理公開宣稱，國企進入房地產開發領域，促進了房價的泡沫化。只要一出現“地王”，立即有一大群作者驚呼“泡沫又要來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應當把地價和房價予以區別對待。
政府的政策事實上在保護房地產商，但又在政治上和輿論上譴責他們，這表明公共政策的基本思路已經陷入了混亂。情急之中，一種“共識”開始形成了，這就是除非采取極端手段，否則不足以遏止房價泡沫。由政府自己大規模投資建設廉價房屋的政策就是這樣出臺的；用文學語言來說，這叫“赤膊上陣”。加上嚴厲實行限購的情況，我們可以推測，降低房價也許是政府的真實意圖（之一）吧，只是政府似乎暫時還拿不準用什么方法才好。作出這個判斷的依據之一是，“新國十條”公布不久，住建部即有人出面說明，上述政策只是臨時性的。
有人反對過于重視房地產問題，他們認為糧食更重要，房子應該為糧食讓路。好吧，那么我們就再來談談糧食。很少有人知道，我國的糧價實際上長期顯著高于國際市場（兩者的差距只是最近幾年才有所縮小），為了糧食，城市居民長期承擔著較高的、額外的開支。那么，我國的農民是不是因此就沾了光呢？不是的，我國農業生產向來獲利微薄，這是眾所周知的。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為了堅持實行糧食的自給自足，我國的農業被迫長期實行一種“不顧成本，只要產量”的策略，農業生產搞的是人海戰術、大投入，千方百計地向土地要果實。然而，農業生產資料市場是比較開放的，整個經濟體系是比較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這就導致農民無法控制生產成本的上漲。以小麥為例，有資料表明，我國的每畝生產成本在2007年、2008年分別高出美國163%和129%，并且幾乎每個項目（除種子外）都大幅高出美國（李曉俐，《世界農業》2011第十一期）。這表明，在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中，要想維持我國農業生產這塊“孤島”，使之置身于國際分工體系之外，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了。
關于擴大糧食進口，有人仍然質疑國際市場的容納能力。劉笑然對此作了研究，讓我們直接予以引用：“目前，全世界大約有可耕地面積42億公頃，現在已開發約14.2億公頃，尚不到可耕地面積的34%；其中用于糧食生產的約7億公頃，占已耕地面積的50%。例如，巴西現有耕地1.5億公頃，尚待開發的可利用耕地達1億多公頃，淡水資源占世界總量的16%，僅待開發的耕地就等于我國的全部耕地；撒哈拉以南非洲現有耕地1.3億公頃，實種390萬公頃；俄羅斯在耕農田僅占農田總面積的43%，至少有1800萬公頃耕地沒有得到利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其他一些獨聯體國家也有大量的已開發耕地沒有利用。”（《糧油市場報》2011.7.21）
上述情況表明，國際市場完全具有容納我國新增購買力的空間；如果我們不對之善加利用，則純屬弱智。在經濟事務上，喊口號、定指標、表決心都是沒有用的。“自給自足”與“18億畝紅線”的思路如出一轍，它們都反映了某些政府部門管理經濟的思維是何等脫離當前的經濟現實！為今之計，正是我國的農業政策、糧食政策和土地政策徹底改弦更張的時候；與其抱殘守缺，強為不可為之事，不如主動求變，走出國門，提早籌劃和布局國際糧食市場之大計。這是解決“三農”問題和恢復生態系統的根本之道。大買主可以定規則。如果我們早日改變政策，予以公開宣示，并向國外供應商承諾長期穩定的采購量，必定能夠顯著地、持久地、深入地影響世界糧食生產格局。
一提到擴大糧食進口，許多人就哆嗦，就犯嘀咕，本質上并不是因為外國的糧食質量不夠好，而是擔心吃了上頓沒下頓。這很難讓人相信我國經濟事實上是當今世界上對外依存度最高的經濟體之一，很難相信我國曾經大力推行過“退耕還林”這一勇敢、卓越和富有遠見的偉大政策。這說明社會公眾還有思想問題需要解決。我們要問的是：面對外部世界，我們的恐懼感是從哪里來的？究竟是我們不愿意買外國的糧食，還是外國不愿意賣給我們？“外國人要聯合起來餓死中國人”，這樣的事情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它是否可能發生？我們為什么會做這樣的想象呢？
糧食的確不僅僅是糧食，它將是醫治我們的受虐心態的一種手段，是從根本上祛除我們的恐懼、怯懦、自卑、自傲、封閉、猜忌和仇恨心理的一劑良藥。這將是中華民族走入國際社會的一個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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