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國務院和中央經濟會議多次強調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這一基調充分體現了中央對當前經濟形勢的清晰判斷。特別是大家期待的7月份宏觀數據并未給三季度開個好頭，除CPI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符合市場預期外，其余數據均要顯著低于預期。
　　在此大背景下，近兩個月各省地方版產業規劃密集出臺。初步統計，7月以來已公布的地方投資計劃金額總計超過7萬億元，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新一輪巨量投資熱潮和投資競賽似乎即將展開。在拼項目、引投資、保政績的沖動之下，我們能不能既穩增長又重效率調結構，著實令人擔憂。因此，當前形勢下，我們有必要厘清“穩增長”的真實涵義。
　　2008年我們面對世界經濟危機時提出了“保增長、促發展”的思路，并明確2009年GDP增長量上的硬目標，即要“保八”。顧名思義，“保增長”就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甚至可以采取某些應急手段來確保經濟的增長。“保增長”即要求“增長”是唯一目標，而“調結構”、“促轉型”等經濟目標可以暫時擱置一邊。
　　相比之下，雖然今年提出的“穩增長”與2008年的“保增長”僅一字之差，但“穩增長”顯然具有了更豐富的內涵。第一，“穩增長”對經濟增速并沒有定量的目標，更多的寓意是要預防經濟短期內快速下行，即重點防范經濟失速的風險和大起大落的劇烈波動，以避免經濟出現硬著陸或引發通貨緊縮；第二，“穩增長”的背后還有著“調結構”、“提效率”和“保民生”的影子，即“穩增長”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根本目的，統籌當前與長遠，更加注重拓寬增長空間，更加注重提高增長質量，更加注重激發發展活力，更加注重共享發展成果”。換句話說，“穩增長”不再是把“增長”作為唯一目標，不能為了“穩增長”而不顧“調結構”，而是要把它看成一個統籌考慮增長速度、增長質量和發展民生的綜合性目標；第三，“穩增長”并不是追求經濟高增長，可以容忍一定量的經濟增速下滑，只是不希望下滑得太快，目的是要以較穩定的經濟增長，來盡量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供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同時也為了保就業和維護社會穩定。
　　因此，“穩增長”也就意味著政府不再需要像以往那樣采取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來應對目前經濟下滑的局面。但令人擔心的是，現在“穩增長”的很多舉措，特別是地方版的巨量投資計劃，本質上仍然過于依賴投資。這一方面是源于地方“GDP至上”心態下的投資沖動，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對“穩增長”沒能很好地理解。
　　從需求角度看，任何情況下，不管是“保增長”還是“穩增長”，無外乎就是提升出口、投資和消費，短期內更是如此。從經濟全球化視角看，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還沒有明顯復蘇的跡象。歐元區三季度的GDP增長預計為－0．5％左右，而美國的經濟增長預期更是一再下調。本來6月份的出口數據已經出現了低位回穩態勢，但7月份出口增速由6月份的11．3％陡降至1％，這一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數據給了我們當頭一棒。在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只有擴大內需是我們可以充分發揮的一個領域。但擴大內需年年喊、年年提，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卻不升反降，充分說明消費在短期內提升不能給予厚望。
　　說來說去，當下“穩增長”最終還是繞不過“穩投資”。當前情形下，加快投資肯定能解一時之急，但從長期看可能會后患無窮。以前投資增加的產能可以通過出口由國際市場來消化，而目前國際市場的疲軟已經導致出口企業的去庫存化壓力加大。繼續投資可能導致的產能進一步過剩，以及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加重，都逼迫我們在投資行動之前不得不慎之又慎。
　　綜合來看，“穩增長”作為一個短期經濟調控目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中央對經濟進行預調微調的正確思路，短期內靠“穩投資”來“穩增長”也是無奈而又不錯的選擇。但是，前面說過，“穩增長”的根本目的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供空間和時間。因此，“穩增長”只能是當前世界經濟不景氣大環境下的階段性策略，“穩增長”背后，我們更要放眼中國經濟的未來。正如世界銀行所稱，“中國的政策應該更加考慮長期的效果與目標”。
　　首先，我們認識到中國這次的經濟減速具有趨勢性和周期性的雙重性質，而且這種周期性和趨勢性短期內難有改變。特別是趨勢性方面，我國目前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國家行列，經濟增長也可能面臨拐點。在這一轉折時期，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摩根斯坦利的經濟學家研究發現，過去100年間有40個經濟體經歷了這種轉變，其中31個經濟體在拐點之后平均經濟減數2．8個百分點。假定中國經濟也遵循這個規律，經濟增速由9％下滑2—3個百分點，則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期目標區間應該是6％—7％。實際上，我國“十二五”規劃確定的2011年—2015年GDP增速為7％，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其次，應盡快將宏觀調控重點從側重需求管理逐步轉向供給管理，從過多倚重貨幣政策逐步轉向更多采取財政政策。一方面，從2008年到現在，我們應對危機的方法更多的還是停留在凱恩斯主義的逆經濟周期操作的老套路上，采取的手段就是需求刺激、投資拉動。而在當前經濟階段轉換時期，我們需要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機制體制的進一步深化。具體地說，就是要由依賴人口紅利、要素紅利轉向挖掘制度紅利，要由依賴低端出口加工業轉向依賴產業升級、產業轉換和制造業的再工業化。另一方面，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由于盈利空間收窄和對未來經濟預期的悲觀導致了企業的自主投資動力不足，通過貨幣政策進一步釋放流動性對投資和消費的拉動作用有限。
　　總之，當中國經濟這輛一直高速行駛的汽車開始減速時，我們需要的是“緩加油”，而不是“猛提速”，而且要提醒的是，緩踩油門的同時還要“抬頭看前方”，這就是“穩增長”的長期打算。（趙曉為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陳金保為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