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的重要步驟，行政審批改革再次走上快車道。
8月2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取消和調整314項部門行政審批項目，批準廣東省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至此，國務院十年來分六批共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占原有總數的69.3%。六輪改革，艱苦卓絕，屢敗屢戰。
此次行政審批改革建立在正確的價值觀上，其原則是應減必減、該放就放，在市場領域盡量減少政府無形之手的干預，其核心內容包括“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一律不設前置審批”，“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和社會組織管理改革。把適合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承擔的事務性工作和管理服務事項，通過委托、招標、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給事業單位或社會組織承擔”——以此目標推進改革，輔之以恰當的手段，希望中國最終將走上小政府、大社會、大市場之路。
上述改革證明政府存在內生的改革動力，但任何改革都非鐵板一塊，都將遭遇尋租者的強勢阻礙，實現改革目標必須有效地突破阻礙。
租金來源是設租，因此并不奇怪，當政府發出主流聲音致力于減少行政審批、致力于降低租金來源與租金紅利時，一些部門、一些地方政府到處設租。設租方法千奇百怪，如曾經出現的饅頭辦，現在仍然風行一時的借助打假手段向商鋪伸手，以至于出現商鋪閉戶十里難吃到一碗面條的奇觀。甚至在湖南邵陽出現行政執法權下移的情況，雇傭千名“雇傭軍”替代城管執法，以80%的回扣發起向貼罰單運動。
任何違法、違規、違章，理應受到追究，但任何執法都必須在尊重規則、在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此次國務院會議明確“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任何部門不得以規章、文件等形式設定或變相設定行政審批項目。研究制定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設定和管理辦法”，如何“逼迫”有關部門尊重法律、法規、市場，才是當務之急。
就頂層設計而言，各部門之間的互相制約必不可少，而不是把重要權力集中于某一部門。為了行政方便、為了爭奪管理權，現實中往往出現與權力分散反其道而行之的現象。以最近的公布的《預算法》修訂草案二審稿為例，耗時8年諸多專家論證，卻賦予了財政部門更大的權力，刪除了央行“經理國庫”的職能，央行“名義經理”身份不再，財政部集會計、出納于一身，而在具體的收支中，又缺乏人大的實質性監督，此種預算設計存在巨大的風險。專業人士指出，“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障基金的‘收支范圍’不需經人大審查和批準，年度預算草案最終表決前不需經人大常委會審查，也沒有關于預算聽證、預算討論(辯論)、預算質詢、預算報告閱讀等程序性設置”，如果沒有對財政部門的強力約束，對納稅人的尊重也將成為空談。
類似的情況所在多有，如發改委與證監會如何協調監管私募股權基金，如社保基金理事會與地方政府如何協調地方養老金的管理，如住建部與地方政府如何協調公積金的管理——多數人在飯桌上慷慨抨擊時弊，都愿意以改革者的面目示人，但回到實際操作層面，可能多數人都會不自覺地成為改革的拌腳石。他們覺得其他部門的圖章都可以減少，但自己部門的圖章不可或缺。
舊的行政審批在減少，新的行政審批層出不窮。有物流公司業內人士講述綜合型物流企業“關卡”：注冊物流公司，必須要有前置的道路運輸許可證，否則無法獲得營業執照；涉及到倉儲設施，還需獲得消防部門的許可；涉及到危險品運輸的，要有環保資質；物流規劃用地又需要跑發改委；與港口泊位建設有關的又需要港口管理部門簽字……
惟一的辦法是增加對權力的制約，增加反對設租者的話語權。如果企業家有了有效的申訴渠道，如果權力的成色減少了份量，租金有可能真正下降。我們無法期望擁有租金的人，依靠道德的約束力量主動放棄租金，主動減少設租的動作。
中國工程師、工人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一族，但人均效率卻遠低于發達國家，其中制度性的低效與貪腐不可忽視。8月16日，前摩根士丹利負責地產交易的主管Garth
Peterson因違反《海外貪污行為法》在美國獲刑九個月，原為摩根士丹利上海地產投資和基金顧問業務的一名常務董事，因為一宗地產交易陷入泥潭，但此人供述，輕度貪腐是中國商場的普遍現象。行政審批改革既是提升行政效率的步驟，從本質上來說，是減少設租空間、降低貪腐的重要手段。
廣東成為改革試點區，希望這個市場經濟的重鎮，能夠以行之有效的辦法，允許權力互相制約，允許利益良性博弈，以健全制度將行政審批改革經驗復制到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