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貨幣聯盟正呼嘯著奔向深淵。我們并不想看到這一幕，但現實是無情的。希臘很可能無法達到進一步從歐元區伙伴國和IMF獲得援助所需的標準，歐洲因此需要決定希臘的去留問題。離開歐元區的選擇（option）并不能增加希臘成功調整的機會，而歐元區則將付出極高代價——這個期權（option）是“價內”的，并據此定價。
　　希望希臘退出歐元區是有計劃的，歐洲央行將通過向歐洲銀行系統注入流動性（并接受低于面值的抵押品）來解決希臘退出的附帶傷害。歐洲央行也可能不得不再次出手在二級市場買入公債，限制其他歐元區外圍國與核心國的利差。
　　因此，現實環境將再一次迫使歐洲央行出手。作為歐洲最強大的機構，歐洲央行需要面臨隨時被當做人質的系統風險，被迫為拯救歐元而采取進一步寬松措施。因此，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近期承諾將“盡一切努力”拯救歐元不足為怪。
　　歐元區國家明白，“一種貨幣”是“一個市場”半自然的結果。共同市場不可能施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為歐洲偏好于穩定的匯率和開放的金融市場。這催生了單一貨幣，以及隨之而來的貨幣政策共同責任。
　　但是，如今我們也許需要重新面對一個現實：歐洲將因金融市場萬劫不復，除非歐洲相應地發展出可行的制度設計。
　　在當下歐元痛不欲生之時回顧一下貨幣聯盟成立時的觀點大有裨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放棄名義匯率后著重用三個替代機制為地區調整提供緩沖，這三個代替機制分別為跨地區財政轉移、聯盟內移民以及應對沖擊時有調整能力的勞動力市場。
　　不幸的是，這些機制在當時似乎“危言聳聽”。因此，在歐元制度藍圖的制定過程中，蒙代爾的觀點一直沒有引起注意。事實上，增長與穩定公約（即歐洲不援助條款）忽視了相關的經濟理論。
　　十年來一直在積累的聯盟內經常項目赤字不可維持，這一點直到2009年秋危機成為既成事實后才被普遍認識。如今，由于貨幣聯盟的存在，調整必須用過改變相對于可貿易商品的國內價格來實現，即開始真實匯率貶值。
　　從共同貨幣在一些外圍國顯著高估的角度看，真實貶值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德國花了近十年時間才消化掉東德房地產泡沫）但很難想像市場參與者會有足夠的耐心。這就是為什么支持歐元需要強制性且可信的危機解決機制，而且要不惜一切代價。
　　發酵中的危機還顯露了第二個設計缺陷，這是在蒙代爾的觀點中也未獲承認的——一體化金融市場的挑戰（包括不援助條款可信度）。在正常環境中，暢通無阻的跨境資本流會產生各種好處，包括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率等。但是，隨著危機的爆發，各國政府和銀行是一條繩上的螞蚱，“高筑墻”成為各國監管者的默認之選，而貨幣條件再次按國境線兩極分化。
　　這導致了金融機構融資成本的顯著差異化，企業融資成本差距迅速擴大，許多中小企業甚至完全得不到信用貸款。結果，由于需求疲軟，本已十分虛弱的資本支出出現大跌，引發了GDP下降、稅收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公債狀況進一步失穩的惡性循環。
　　歐元的誕生并不純粹始于經濟原因。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付出的工程，對所有參與者都是有益的，那么歐元區就能生存下去。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滿足某些最低條件。除了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之外，財政保險機制也是歐元區存續的先決條件。而這不僅要求共同金融監管，還要求泛歐元區的金融機構監督，包括共同存款保險機制和銀行破產共擔機制。
　　這是一個棘手的任務，實施更需要時間，但馬上采取短期替代措施，例如讓希臘退出歐元區將帶來沉重的代價。外圍國將被迫支付極高的溢價以補償投資者的貨幣變更和違約風險。若果真如此，歐元將像歷史上所有固定匯率制度一樣的脆弱不堪。（漢斯·赫爾穆特·科茨是法蘭克福歌德大學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2002—2010年德國央行委員會成員。本文來自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