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中國對外投資的步伐也在逐漸加快，中國與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發生重大轉折。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1至7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7個國家和地區的240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422.2億美元，同比增長52.8％。而1984年~200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總額尚不足300億美元。自1984年中行和華潤聯手收購“康力投資”算起，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有近30年的歷史，其中既有TCL收購湯姆遜“巨虧”，上海汽車收購韓國雙龍“完敗”，中鋁收購力拓“折戟”，也有工行投資南非標準銀行，聯想收購IBM的PC業務等成功交易。
　　“坊間有言，李東生是企業家中的‘政治家’，柳傳志是企業家中的‘戰略家’”，一位研究企業史的財經作家認為，中國企業并購國外企業，不能貪概念、求轟動，而是切實要思考自身是否具備全球產業鏈的整合能力，想清楚“外國人為什么賣給你”以及企業是否對海外的法律、勞工政策研究透徹。
　　2011年，某大型央企因為子公司在波蘭的基建項目賠光了所有“家底”遭國資委追責而震驚央企圈。一知情人士表示，當時正值相關子公司希望以低價打入歐洲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并從中獲得經驗，在意識到核算錯誤后并不打算違約，而是選擇如期開工建設，希望仿效國內的玩法，在工程中后期謀求簽署補充協議以覆蓋成本，但“那是在波蘭，不是在國內”，最終不僅失去了項目，還蒙受了經濟和商譽雙重損失。波蘭總理圖斯克事后也對外界表示，相關中國公司不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且“視當地的政策、法規、程序為無物”。
　　“走出去就應該按‘走’的步伐，千萬不能‘奔’出去，搞大躍進。”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央企海外投資部人士坦言，依靠在國內相關領域的部分壟斷地位，他們這些年“有了些積累”，但是并購外國企業亦面臨政府審批以及當地工會、媒體、環保組織和廣大民眾的心理適應，稍有不慎并購不僅面臨夭折，還會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承擔相應交易成本。
　　數據顯示，近年來民營企業占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流量的比重不斷上升，2011年已經達到約44%。知名并購案如吉利并購沃爾沃，三一重工收購德國工程機械巨頭普茨邁斯特，萬向控股“A123”，萬達收購世界排名第二的院線集團美國AMC等。
　　一位外資券商的分析師告訴記者，其中既有真心打通國際產業鏈的民營企業家，也有部分中小民營企業家擔心未來政策有變，將多年打拼掙下的資本用“兩條腿”走路方式轉移至海外的意圖。該分析師舉例，“VIE”的安排以及民企選擇在香港IPO都可以達到將資本轉移至海外的目的，特別常見的方式是在IPO之前以相對低廉的估值價格將國內的資產賣給海外的PE。待上市之后，完成相關交易安排，雙方各取所需，皆有利可圖。
　　經濟學家許小年此前曾對這種這種“恐慌”來源歸結為部分地方政府對于私人產權的保護不斷弱化。
　　綜上所述，中國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能否順利“走”出去，除了自身作為市場主體，需要不斷提高對于風險和收益的定價能力，培養和吸納通曉國際并購法律和熟悉國際并購管理的人才以外，政府相關部門也應定位好自身的職能，做好服務，完善國企出海監管的“頂層設計”和審批流程，落實民營企業主體長期利益不受侵犯的法律法規，真正讓中國有競爭力的產業和公司不斷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