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增長”的具體政策手段上，我國最近幾年連續使用了貨幣（信貸）和投資結合的政策組合手法，前期頗有成效。但受政策衰減效應的影響，從去年起貨幣政策擴張的效應與力度已有明顯的減弱之勢。
　　從貨幣存量角度，中國實體經濟體系顯然已是貨幣深化過度，因此當前的貨幣回收壓力不在于控制增速，而是降低貨幣深化指標。從貨幣深化指標（M2/GDP）看，從2009年至今，我國的貨幣深化指標（M2/GDP）分別為1.79、1.81和1.81，而2011年美國為0.64，歐盟為0.92，日本為1.72，而日本是典型的深陷“流動性陷阱”國家，可見至少在未來三至五年內我們都存在著回收或消化多余貨幣的壓力。
　　然而，金融體系流動性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對貨幣回收造成了很大制約。國際收支和國際金融流向的變化，導致中國傳統的貨幣投放渠道外匯占款增速下降明顯，金融領域流動性再度趨緊，金融機構要求放松貨幣的呼聲日高。中國貨幣體系貨幣回收一直力度偏弱，在宏觀調控重心重回“保增長”的情況下，貨幣當局有可能被迫中斷貨幣回收行為，再度提升貨幣“放水”閘門。另外，從國際金融環境看，海外貨幣擴張對國內的貨幣行為也有影響
　　2003年，為對沖“非典”的影響，中國政府以“信貸+投資”雙擴張的組合拳，成功制止了經濟下滑，并在隨后的信貸回歸正常后，仍然保持了投資的高速增長態勢。2009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新一輪更猛烈的信貸擴張，卻沒能帶來如2004年的超高投資增速，投資增速只是略超長期均衡區間上限，在隨后的信貸增速回歸后，投資增速也就乏力了。去年下半年，投資增速下滑至長期增速區間下限。從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的對比關系上，同樣也可以看到了貨幣政策效應力度衰減的現象。2006年至2007年間融資總量的增長，促使GDP增速在一輪經濟周期中趨于頂峰狀態。但2009年社會融資總量的天量增長，卻僅使GDP增速略有回升。隨后，隨著融資增速的回落，經濟增速也下降。
　　筆者認為，信貸（貨幣）的政策擴張效應作用下降，根本原因在于經濟體系本身投資增長動力的減弱。持續的房地產調控，導致了占總投資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房地產投資熱不斷降溫；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前期大規模建設后帶來的財務緊張狀況，也使基建投資回落；而在工業投資領域，經濟轉型需要更多的“軟投資”而非“硬投資”。
　　無疑，2008年至2009年的貸款高速增長，為銀行的資產質量埋下了隱憂。而對銀行資產質量風險的憂慮，制約了信貸大幅增長的空間。2011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風險浮現；今年，資產泡沫破裂導致民間資金鏈驟然收緊，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回升。資產風險上升，侵蝕了銀行的放貸能力，也使銀行未來經營中更趨謹慎，造成了實際信貸擴張速度的下降。
　　不過，由于經濟發展空間仍較大，社會老齡化程度還相對較低，以及財政激勵手段的配合使用，中國經濟離“流動性陷阱”還較遠。因此，貨幣政策刺激手段仍為政府所偏好，尤其是在當前政府投資乏力、民間投資也跟不上的情況下。只是，中國雖能幸運地遠離“流動性陷阱”，但對“滯漲”卻不能不保持著較高警惕。為避免物價在經濟啟動時期快速反彈，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傷害，筆者預計宏觀調控在貨幣回收方面不會過多放松。政府調控部門其實早就意識到，當前經濟轉型的困難，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當初“過火”的反危機手段。雖然經濟低迷造成的過剩格局暫時推動了價格水平的持續回落，但過多貨幣對資產和一般價格水平的反彈壓力一直存在，近期樓市快速回暖便是明證。因此，為達成經濟轉型、保增長和價格穩定的三重目標，或逼出一個“緊數量、低利率”的貨幣政策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