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13個孩子到云南大理幫農民工父母討薪，引發輿論廣泛關注。4天后，在大理市政府舉行的發布會上，拖欠工程尾款的業主新云南廣廈置業有限責任公司將300萬元支票付給云南省建工集團第十建筑公司，用于支付農民工工資。
　　從結果看，娃娃討薪見效還真是快。但總欠款是2000萬元，這次雖出奇招要到了300萬，余款又得使出什么招數呢？那時會不會因為娃娃討薪的“保鮮期”已過，無法再吸引輿論目光；沒有媒體的關注，當地政府是否還有介入“討薪”的動力？能不能“討”到薪，恐怕就得看債主那不靠譜的良心了。
　　也有人指責討薪者不厚道，居然利用娃娃充當討薪工具。對此我只能說，“理論上正確”。要知道，正常情況下，誰會愿意讓自己的娃娃拋頭露面去討薪。但如果父母窮盡了救濟途徑也無法討到欠款，那就“病急亂投醫”，啥情況都可能發生了。這些年，別說是“娃娃討薪”，諸如“下跪討薪”“跳樓討薪”“自殘討薪”等，都曾在媒體上“各領風騷”。當我們關注討薪花樣逐年翻新時，我們更應追問，為何會這樣？
　　“欠薪”得討要，還得出奇招討要，這首先是司法的恥辱。欠債還錢天經地義，若有糾紛，訴諸法院自有裁斷。大理這宗個案，也是有法院判決的。據報道，這起討薪事件拖延6年，終在今年6月由云南省高院一錘定音：判令廣廈公司支付第十建筑公司工程款1500萬余元，并支付違約金500萬元，兩項共計2000萬余元。可見，討薪者并非一開始就想拿娃娃當討薪工具，司法若能解決問題，又何必讓孩子們參加這行為藝術般的“花樣討薪”呢？
　　生效判決必須得到執行，是常識，也是司法權威的明證。若被執行人不按生效的判決履行執行，糾紛就從原當事人雙方，轉移到拒不執行者與國家之間。這時，在制度上有“強制執行”來保證裁判權的實現。可事實上，生效判決成“法律白條”的個案層出不窮，“執行難”讓勝訴者笑不出來。當司法不能成為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當事人只好赤膊上陣，尋求法外救濟之道了。
　　須承認，“娃娃討薪”的有效并非法治的有效。大理鎮代鎮長彭中在發布會上說：討薪事件發生后，大理市政府召集大理旅游度假區管委會、大理鎮、廣廈公司及有關部門召開協調會，責成廣廈公司與建十公司協商工程尾款的支付問題。不難看出，本應由法院執行的案件，卻由當地政府為避免輿情危機升級而主動介入“處理”，這絕不是解決欠薪糾紛的常態方案。在法律上，法院擁有眾多確保生效裁判執行的強制措施，真正到了執行不難的時候，自然也就不會再有“娃娃討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