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溫總理多次表達對就業的關注。雖然此前經報道中國多地出現返鄉潮，但從人保部數據看，全國城鎮新增就業已經完成全年目標的77%，規模裁員和臨時性減員不具有普遍性，求人倍率仍在高位，勞動力價格依然較高。就業主要系于對經濟下行的判斷，系于對經濟內在運行和政策外在影響的區分，中期意義重于短期現象。
2011~2012年增長持續下行，但是失業卻遲遲沒有發生。一種解釋主要歸結為人口問題，資本市場自2010年開始集中討論劉易斯拐點問題。另外的一些解釋是：地方競爭、產業轉型、政策干預——從刺激到維穩：一是地區間的競爭，內陸地區的擴張導致勞動力回流；二是政府支出需求的過快增長，這種勞動力需求對私人部門產生了擠出效應；三是勞動力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的流出，以及無序流動和大量閑置。政府對經濟進而勞動力市場的干預，不僅體現在國有部門，也體現在私人部門，通過稅收、補貼、土地、融資、隱性擔保等各種方式進行，最終結果是中小企業的調整，伴之以經濟效率的降低和隱性失業，使得勞動力市場與實體經濟出現了背離。高增長期的充分就業，使得就業率不能反映經濟轉型和經濟下行中的就業壓力，政府干預的影響，以及干預政策外生性和不連續性，就業率就可能是一個非連續變量。當前對失業的擔憂毋寧說是對于經濟前景和經濟轉型的艱難程度的擔憂。
2012年二季度之后，勞動力緊張的狀況開始有所緩解，雖然二季度的全國的求人倍率還在1.05的高位，但結構性的失業和裁員已經發生。失業風險的臨界點的判斷，一個是主觀的臨界點，或者說失業的容忍度，這涉及政策目標變化；一個是客觀的臨界點，失業的實際發生概率，也會影響到主觀的臨界點，不好定量。
從影響就業的經濟指標來看，一是收入指標，從名義經濟增長而言，2011年底尚有17.45%的高速增長，到2012年一季度隨著通脹回落已迅速回落到11.2%，二季度進一步回落到10.3%，預計下半年隨著通脹和同比增長的企穩，全年回升到高于10%的水平，但較之去年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名義收入增速回落，給內需和就業的滯后沖擊還待顯現。收入分部門、居民、企業和政府。企業的利潤和政府的收入都下降很快，分別影響到企業和政府相關部門的就業。國有企業的利潤在2011年開始持續負增長，而私營企業的利潤依然保持了正增長，這對失業的隱憂有所減輕，但并不能消除，因為私人部門的就業對利潤更加敏感。居民收入的下降，體現在工資總額增速下降，甚至于工資份額的比重下降，從微觀企業角度，收入下降之后會減少工資支出，宏觀層面的工資率和就業都會下降。
二是風險指標，地方政府的流動性風險和銀行的資產質量風險。這關系到資產負債表的收縮。這也是我們為什么在上一期回歸之旅中再次強調關注信用收縮。我們也認同，短期這個風險被首先緩釋，但僅僅是外在干預而非經濟內生意義的排除。
短期的失業風險多大？難以從中期的人口和產業結構變化去推斷，大致判斷，就業壓力在增加，但仍然可以維持，主要在于短期維穩政策具有連貫性，只是一個維持成本的問題。理解當前的政策，一種是經濟政策的放松和刺激，持續低于預期，另一種是廣義的經濟和社會的維穩政策，在持續強化。這導致了增長和就業的經驗關系的喪失和增長目標的弱化，增長下行到7%還是6%會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可能并不存在確定的臨界值，難以通過增長來判斷失業。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針對就業壓力趨大的政策調整，也將在生產性較低的維穩政策替代總量經濟干預政策的背景下漸行。
經濟轉型是否已經開始？能否在可接受的失業范圍內發生？對于前者，維穩和轉型相悖。對于后者，存在一個悖論，即經濟調整的程度不夠，那么經濟轉型可信度就不高。經濟轉型中的企業盈利，如果沒有企業的破產，就難以切實改善，如果有破產，則必有失業。短期轉型動力不足，所以轉型的風險，包括失業的容忍度也就不是短期所要關注的風險點。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政策決策日益復雜和困難，這主要來自于經濟下行期相互沖突的多重目標的共存。增長、就業、通脹、資產價格、財政金融風險，已經提高了對增長下行和通脹上行的容忍度，我們判斷，中期政策目標需要重新抉擇，在就業和資產價格目標之間權衡，短期可能有限犧牲后者，中期犧牲后者也無法滿足其他目標，只能更早的提高對失業的容忍度。2013年之后，維穩從主觀和客觀的動能可能都將削弱，經濟周期的力量將重新勝出。維穩減退，帶動的邊緣就業將被率先擠出，勞動力市場的重新整理開啟，才有經濟的轉型。經濟轉型中要素市場的變革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動、重新配置和市場化定價是大勢所趨。勞動力市場是其中之一，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