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今年以來經濟增長持續回落的狀況，應當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穩中求進”的總基調，保持宏觀需求政策的基本穩定，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根據國內外環境和經濟運行狀況的變化，財政、貨幣政策適時適度預調、微調，通過穩定經濟增長，達到穩效益、防風險的目的。近期國務院相關部委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保障性住房建設的資金支持力度，電力、水利、城市軌道交通、高鐵等基礎設施的投資進度有所加快，進一步下調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根據物價變化降低存、貸款利率等，這些措施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重視改革導向的供給政策，促進結構調整

　　面對經濟下滑，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作用，促進投資、消費平穩增長，平抑經濟波動，是十分必要的。與此同時，今年也是“十二五”時期承前啟后的重要一年，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方式轉變的任務十分艱巨。無論是防止經濟增長大幅度滑坡，還是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供給政策均有較大發揮作用的空間。因此，在宏觀需求政策預調、微調的同時，重視改革導向的供給政策，不僅有利于激發供給活力、穩定投資增長、增強相關領域的供給能力、緩解瓶頸制約，也將為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和中長期經濟發展奠定制度基礎。
　　供給政策的一個重點，是加快產業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提高微觀主體對新增長階段的適應性。隨著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簡單的數量和規模擴張空間已經不大，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方式、盈利模式難以為繼，等待新一輪高增長來臨從而化解矛盾和風險的想法也是不現實的，唯有調整經濟結構、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才能適應新的發展階段。為此，需要采取金融、稅收等多種措施，支持企業通過關閉、并購、聯合等途徑加快組織結構調整，促進大企業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業專業化分工的深化，逐步形成與中速增長階段相適應的新盈利模式。同時，需要進一步加大和落實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政策，拓寬市場準入范圍、緩解融資瓶頸、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以創業促進和帶動就業，確保我國就業水平總體穩定。
　　供給政策的另一個重點是以價格、投資“雙放開”為突破口，推動電力、鐵路、石油、金融等基礎產業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短期內可以增加投資需求，緩解供給不足，并通過強化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有效減輕通脹壓力；中長期則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促進基礎產業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
　　我國市場化改革進展不平衡，部分基礎行業和要素領域價格不順、放開不夠、競爭不足的問題依然突出，市場機制難以發揮基礎性作用。例如，有的地方發電能力利用不足，能源資源難以得到充分利用，有的地方卻嚴重缺電，經常出現拉閘限電的現象；鐵道部債務負擔沉重，投融資能力下降，而大量行業外資金難以進入，市場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成品油價格高企，社會公眾不滿情緒增加，三大石油公司的煉油企業時常虧損，上億噸可以贏利的地方企業煉油能力由于油源不足難以充分利用。土地價格偏離均衡水平，一方面，城市商業性地價被一再推高，成為部分地區房價暴漲的主因；另一方面，優惠地價甚至實質上的零地價，成為地方招商引資、爭奪投資項目的重要手段。在金融領域，銀行資金充裕，難以有效配置到實體經濟領域，影子銀行、民間借貸在金融壓抑的情況下盲目發展。企業財務費用和利息支出大幅上升，銀行業則憑借高利差和各種收費獲取非正常的高利潤。如此高成本的資金，超出了實體經濟的承受能力，只能流向資金鏈緊張的領域或用于投機炒作，這無疑放大了杠桿效應，積累了金融風險。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微觀上導致資源錯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觀上則出現了產品或能力供給不足與投資需求不足并存、能源資源和要素價格不合理上漲等現象。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著力推進基礎產業和要素領域改革，解決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上述問題，不僅是應對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手段，也將為中長期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積累的經驗具有借鑒意義。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經濟增長也面臨著大幅度滑坡的壓力。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擴內需、保增長的同時，一方面推進了住房制度改革、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等，另一方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加入WTO、深化對外開放。經濟增長在經過了1998年—2001年的調整后，伴隨著住房、汽車需求的快速增長、民營經濟迅猛發展和低成本競爭優勢的充分發揮，新世紀的前十年經濟年均增長超過10％。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為此后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注入了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