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經濟增長從來都是基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內生性選擇結果。當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以政府為代表的市場主體首先需要思考并應對的是：如何在糾正資源錯配的同時通過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動力，而非放大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在“穩增長”的大旗下，地方政府原先稍稍被壓抑的投資熱情又高漲起來，一系列遠超自身財力的投資政策計劃正次第拉開。比如南京市明確在房地產消費、汽車消費等六大方面加大政策性投入，寧波市政府從清費減稅、擴大投資、調整結構、科技創新等方面給予企業政策上的支持；長沙市策劃195個項目向全球金融機構發出投融資邀請，總投資達8292億元等等。
　　該如何避免罔顧結構調整重走片面放大投資的老路，又成了決策層無法回避的一道坎。
　　筆者認為，有效經濟增長從來都是基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內生性選擇結果。當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以政府為代表的市場主體首先需要思考并應對的是：如何在糾正資源錯配的同時通過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動力，而非放大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顯然，沒有一套基于中國國情與經濟改革實踐同時又不乏國際普適性的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指導，沒有一套基于上述理論體系形成的前瞻性經濟政策體系的指導，僅靠“見招拆招”式的宏觀調控，是很難在中國這么一個巨型經濟體構建起使經濟擁有持續增長動力的發展機制的。事實上，無論是三年多以前的“四萬億”刺激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還是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為并不那么優化的經濟增長路徑，均一再提醒我們，政府主導的投資這個政策工具真的不能濫用。否則，不僅投資邊際效率會遞減，而且會加劇本已失衡的經濟結構。因為基本的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技術與創新沒有實質性進步，如果市場主體對未來經濟景氣的預期沒有明顯改觀，如果現有資本設備的利用率沒有顯著提高，如果生產及稅賦成本沒有相應下降，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資本品的價格必然上升，投資的邊際效率也會遞減。可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不可被刻意放大。事實上，前幾年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已經顯示：依靠天量投資的注入盡管可以起到對經濟基本面的短期拉抬作用，但這種無視結構失衡的政府行為，其經濟績效連次優恐怕都達不上。
　　在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政府最渴望看到內需的擴大，但一系列見高不見遠的刺激消費政策也被事實證明是成效不彰的短期行為。由于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不多，使得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欲望一直難有實質性改觀。偏偏民眾消費的產品還高度市場化，尤其是作為重要消費對象的住房，價格高度市場化，形成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與居高難下的房價之間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內需的啟動。顯然，如果生產要素價格的持續扭曲局面不能根本改變，如果產業結構不能升級，如果支撐消費增長的社會福利體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費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只是“單相思”。
　　至于有專家提出將城鎮化作為下一輪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說白了，也是變相“投資依賴癥”的發酵。因為按照這種邏輯，城鎮化可以讓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進而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而這一切顯然離不開投資的帶動作用。專家們可能看重的是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會帶來基于投資乘數效應的GDP增長。其實，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城鎮化經驗早已告訴世人：城鎮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與人居環境，理應是政府施政的著力點之一。何況這些年來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了諸多為了推行城鎮化而強行圈地進而破壞既有生活環境的逆人居與生態行為，也已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所以，城鎮化盡管可以助推經濟增長，但也有其內生的機理，不能一味強推。如果將其作為中國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動力，顯然還有多個前置條件必須滿足。
　　所以，在今天的情形下，決策層首先必須厘清的是：中國經濟究竟應當保持怎樣的增速才是較為理性的選擇？盡管包括一些決策智囊在內的學者基于30余年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速9%的事實，認為經濟增長的底線若低于8%，將很難提供1200萬個左右的就業機會。筆者并不否認這個經驗判斷，但認為不能秉持刻舟求劍思維。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環節。而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實踐，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的基礎性條件之一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由于政府對產業規制的放寬而大大釋放出來，于是成為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是，另一個事實也不容否認：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徹底的，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已成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不管如何難，障礙有多少，速度情結無論如何應該且必須超越。既然轉變發展模式是經濟施政的第一要務，則包括政府在內的市場主體應該明白：經濟適度放緩是理性決策的邏輯延伸。如果在上一輪刺激政策的負效應尚未徹底消化的情況下，因為擔心經濟增速下滑而再度熱啟動，只會加劇本已相當嚴重的多重失衡，并最終導致結構調整的時間窗口一再錯過。今日中國經濟既要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更要切實把握戰略轉型的時間窗口，為減少經濟戰略轉型的邊際成本，切勿再拖延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