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勢必要面臨一段時期的盤整，即舊增長驅動力逐漸退化，同時新的增長點還沒有形成。
　　在7月3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溫家寶總理則指出“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和風險仍不可低估。從國際看，世界經濟低速增長可能持續相當長時期，擴大外需的難度增大。從國內看，最突出的問題是經濟下行壓力仍然比較大。”由此表明，伴隨7月份經濟觀察期的結束，中國最高決策層已經對當前經濟運行情況給出了清晰的判斷和明確的政策信號。
　　如今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當前中國經濟能否再次被政策刺激起來？
　　這一次危機與1998年危機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于：1998年危機時，中國經濟雖然也受到較大壓力，同樣也采取了逆周期宏觀調控，但由于外需的因素，中國經濟得以實現平穩式的復蘇，1998年-2000年間中國GDP平均增速為8%，而凈出口的貢獻率為9%，而此次危機以來，外需始終未能重新開動，2008-2012年上半年間，中國GDP平均增速為9%，但凈出口的貢獻率已經逆轉為-6.7%，同時復蘇的態勢也不平穩。
　　實際上，一直以來中國經濟的邏輯基本可以歸結為：城鎮化和出口導向驅動下的快速增長，在這個邏輯下，中國經濟出現了其特有的三駕馬車：凈出口、房地產和汽車。2000年，這三者占GDP的比重，合計僅為10%左右，而到了2007年，三者的比重已經升至了23%，2011年，雖然凈出口的比重已經回落至2%，但三駕馬車占GDP的比重仍然高達25%，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四分之一來自于這三駕馬車。而如今除了凈出口疲弱之外，房地產和汽車兩駕馬車也在內部調控的施壓（限貸、限購、限牌照）之下，已經熄火。2000-2011年，房地產投資和汽車產量的平均增速分別為25%和22%，當前這兩駕馬車的增速已經回落至16.6%和6.7%。
　　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舊有驅動力的趨弱，因此今年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的一個難題就是實體經濟有效融資需求不足。與2008—2011年的信貸投放平均水平相比，今年的信貸投放明顯放緩，上半年累計信貸投放4.85萬億，主要得益于5、6月份的加快，時序進度才達到61%，但是中長期貸款的比重則由此前的60%降至目前的30%，這也就造成財政政策難以獨木成林的尷尬。
　　此次危機之所以中國能夠快速復蘇，應該說主要歸結為中國特有的反危機模式，即政府投資加上政府導向下的信貸逆周期擴張，但是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中國政府公共債務負擔率的快速上升，按照國債、外債、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的口徑來測算，中國的公共債務負擔率由2007年的60%上升至目前的75%，而債務負擔率的快速上升，無疑已經對后期的經濟運行和政策產生影響。
　　另外長期以來促成中國經濟抗跌能力強的主要因素，還在于資源配置上特有的“三低”——低勞動力成本、低資金成本和低環境成本，如今 “三低”局面已經結束。
　　當前中國的局面，實際上就像當年日、韓高速增長過后一樣，在經歷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的突飛猛進，如今已經成為經濟總量全球第二的大經濟體），勢必要面臨一段時期的盤整，即舊增長驅動力逐漸退化，同時新的增長點還沒有形成。而在該時期內，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福利均很難有出色表現，而如何縮短這一盤整期，路經無非有二：其一是政府繼續加杠桿，依靠外力拉動經濟；其二則是通過機制、體制改革，盤活微觀經濟層面的活力，例如調動民間資本的活力。顯然這兩條路，一個屬于短平快，但不持續；一個則是需要耐心和決心，但一旦成功，經濟運行就會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