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減稅同樣可稱之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由于我們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剛起步，受到的潛在阻力遠比設想的要大得多。近期，大家驚訝于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是因為習慣了我國財政收入高于GDP增速的超收模式，這樣的超收慣性思維，或將阻礙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下的結構性減稅政策。
　　近期，財政收入從月均增長20%至30%降低到增長8%至10%，引起多方關注。有觀點將此歸咎于外需疲軟與內需不足所致的經濟增長放緩，也有觀點認為是結構性減稅政策削弱了政府籌集收入能力。大家之所以驚訝于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是習慣了我國財政收入高于GDP增速的超收模式，而這樣的超收慣性思維，或將阻礙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下的結構性減稅政策。
　　需要明確的是，結構性減稅同樣可稱之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一貫以增支為主，但隨著投資邊際回報率的自然降低，財政資金的作用并不如想象的明顯。當世界各國已經熟練運用減稅作為宏觀調控工具并取得激活經濟成效時，我們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才剛起步。然而，剛起步的結構性減稅，受到的潛在阻力遠比設想的要大得多。
　　首先，各級政府以GDP為基準，調高財政收入任務的做法與結構性減稅政策并不協調。我國當年財政收入預算總收入，一般按上一年GDP增速制定，比如2012年全國財政預算總收入較2011年增長為9.2%。但由于近10年來財政收入2倍至3倍于GDP增速，因此，在各級政府實際執行當中，幾乎都將財政收入增速定在20%甚至更多。然而，正常情況之下經濟增長會有波動，稅收增幅也有極限，始終超收運行的財政收入模式，并不利于多予少取的結構性減稅政策發揮，也不利于財政資金的集約使用。
　　其次，各級政府為保收或超收，一方面穩定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增加非稅收入，都令結構性減稅面臨尷尬境地。今年上半年的情況，很可能將是我國財政超收模式的一個終結。從全國來看，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主要稅種增幅普遍低于15%甚至10%，但非稅收入增幅從去年的41.7%猛增至今年1月的87.8%與2月的79.8%。稅收收入增速放緩有減稅的作用，但同樣作為政府收入的非稅收入大幅增加，則實際加重了社會負擔。
　　目前，減稅的實質性動作依然微弱。反之，為了遏制稅收收入下滑，各級政府迅速將加強稅收征管作為了工作重點。今年6月30日之前，各地稅務機關便突擊開展了“雙過半”即“時間過半，任務過半”。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各地基本完成了“雙過半”的任務。但是，一些地方還要實現財政持續超收也就越來越難了。如此來看，結構性減稅并不只是降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也不只是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更不只是資源稅及教育附加調整這樣的細節，而牽涉到中國財政改革的總布局。否則，持續超收慣性只可能令結構性減稅成為霧里看花。
　　沒有全面的財政改革，結構性減稅的效果難以預知。由于我國各級政府肩負著龐大的公共支出責任，只有保證財政收入持續增長才可能保證其平穩運行。因此，目前的結構性減稅很難削減既有的財政收入規模，也難以改觀較為嚴苛的現行稅制體系。要確保結構性減稅出真效果，使其成為積極財政政策一部分，就必須全面重構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理順轉移支付制度，并設立減稅總規模及階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