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內幕交易事件影響，上周五，日本野村控股集團宣布兩名高管——CEO官渡部賢和COO柴田拓美辭職，隨著未來調查進一步深入，這一辭退名單或許還會填上不少名字。目前野村控股公司正在接受日本證券交易監管委員會的特別調查，以此確定公司是否提供足夠的內部控制來防止非公開信息的泄露。目前，這一丑聞已導致野村本月喪失日本第一承銷商的地位。
　　野村此次的內幕交易事件，使筆者聯想到44年前的一宗內幕交易案和一項創新內控機制的誕生。1968 年，華爾街五大投行之一的美林（現美銀美林）在擔任道格拉斯飛機制造公司股票上市的主承銷商時，掌握了該公司利潤將出現意外下降的未經公開的內部消息。美林的投行部門隨即向機構銷售部的同事泄露了這一消息,這一部門隨后又將消息透露給美林的幾個大客戶，客戶在得到消息后立刻清倉道格拉斯公司的股票,并進行賣空交易。
　　這起震驚一時的內幕交易案直接促成了“China Wall”(中國墻)制度的設立，其本質是把金融機構分成各個獨立的部分,以避免敏感信息在各部門間相互流動，規避利益沖突和內幕交易，這一制度對促進證券公司合規經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根據“中國墻”的要求，對于投行部門參與的上市保薦項目、承銷項目及財務顧問項目，公司合規部門通常要編制“觀察名單”與“禁止名單”，并據此對研究報告和公司自營、資管賬戶進行審查，監測敏感信息的流動。例如作為承銷商，投行可能獲取其所承銷項目的內部消息，包括重大財務數據、管理層變動、公司收購兼并等，如果投行部門與自營部門之間沒有進行有效隔離，內幕消息將傳遞到自營部門或其他能夠通過內幕交易獲利的機構和部門，這種行為從表面上來看是投行或投行內部人員受益，但從深層次來看，其無疑將大幅損害到公司經紀客戶或代理客戶的利益，極大破壞公平公正的市場基礎。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在證券市場實行了數十年的隔離墻制度后，仍沒有從根本上杜絕內幕交易的發生。根據野村日前披露的信息，公司經過內部調查發現，其員工在2010年至少在三次公開募股操作中將未公開的信息泄露給基金經理，而這些經理則利用股價下跌預期在賣空交易中獲利。
　　實際上，即便是在“中國墻”建立后，無論是華爾街還是倫敦金融城Canary Wharf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市場，一級市場業務部門與自營等部門的內幕交易事件已不勝枚舉。縱觀這些案例，其操作和牟利手段并沒有本質的變化，只是在與監管進行了多年“貓鼠游戲”后，機構和個人為了逃避日趨嚴厲的監管，使用的內幕交易手段和形式更為隱蔽而已。
　　另外，“中國墻”的設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內幕交易的發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執行過程中，有時對于內幕信息的界定卻很難把握。 “中國墻”設立的目的是禁止綜合性金融機構內部不同部門彼此流通的信息, 這里的信息是指“重大且非公開的信息”, 但金融機構中, 尤其是業務量龐大, 交易繁雜, 客戶眾多的大型國際投行， 對于內幕信息“重大性”的認定非常困難, 判斷標準也相對模糊。對于這些機構來說，有時候“中國墻”制度如同一張薄紙。
　　不僅如此，“中國墻”雖然是防范不同業務線之間利益沖突和內幕交易的一劑良方，但作為一種自律機制, 其只能減少內幕交易, 卻不能從根本上杜絕類似違法行為。今年以來，摩根大通自營巨虧、巴克萊銀行操作LIBOR利率案、高盛前高管“吐槽”公司有毒文化……一系列的公司、行業丑聞將投行再度推入類似金融危機時期“千夫所指”的窘境。仔細分析這些公司出事的根本原因，除了“中國墻”不夠堅固外，公司授權模式、管理架構、合規體系、風控監測、經營文化以及外部的監管等均暴露出弊端。所以說，從根本上杜絕內幕交易以及違規行為，除建立嚴格的內控機制外，還需要相關機構對公司治理結構，以及外部監管制度進行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