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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黨的“三農”政策的貫徹落實、新農村建設的推進，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快速發展并與國家強農富農惠農政策緊密結合，形成生活保障與發展保障協同發力的局面，推動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和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保障以保障農民基本生活為目的，包括新農合、新農保、農村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事業等；發展保障以增強農民自我發展和自我保障能力為目的，如在農村實行的糧食直補等“四補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扶貧開發、勞動力培訓、農業保險等。
積極推進生活保障與發展保障制度創新。首先，既注重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又注重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在發展保障方面，政府對新農村建設予以支持，對“三農”投資予以傾斜，而在實施過程中則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生活保障方面，政府主要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而對新農合醫務人員聘用、新農保社�；疬\營等則引入市場機制。其次，整合了政府、農民、社會等各方面的力量，有利于農民共建共享。政府在推進生活保障和發展保障中起著主導作用，不僅制定實施相關政策措施，而且不斷加大投入，并進行監管。農民作為農村生產生活的主體，充分發揮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家務農，進城務工，不僅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而且增加了收入，并自己繳費參加新農合、新農保，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社會各方力量積極參與農村改革發展，城市教師到農村支教，城市醫生到鄉村輪崗，城鎮居民給農村災區捐款捐物，各行各業積極參與扶貧開發。生活保障與發展保障相結合并加強制度創新，調動了政府、農民和社會力量的積極性，既有利于避免政府背上沉重的財政包袱，又有利于增強農村發展活力和后勁。
我國農村生活保障與發展保障具有鮮明的特色。一是超前性。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構建農村社保體系時，城市化程度一般達60%左右，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25%左右。我國在構建農村社保體系時城鎮化程度不足45%，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這種超前性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農民的關懷，有利于增強農村社保的可持續性。二是普惠性。比如，在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方面，只要農民達到條件就可以享受；在新農保方面，只要農民繳費參加，就可以得到政府的補貼，低收入農民則由政府出資代繳最低檔的參保費用；農村義務教育免費、種糧補貼、公共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等都具有普惠性。三是激勵性。生活保障與發展保障相結合，有利于防止等、靠、要，激勵農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創造美好生活。比如，堅持開發式扶貧，增強貧困人口的造血功能；新農保堅持多繳多得，對困難農民的幫扶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四是全面性。對希望得到發展的農民，確保其在政府和社會的幫助下得到充分發展；對生活有困難的農民，確保其可以從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中得到資助。
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呈現持續快速發展的良好局面。糧食生產實現“八連增”，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生活水平顯著提高。2億多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產業就業創業，既為社會創造了財富，也增加了自身收入。農村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大幅減少，不少貧困地區形成了穩定的發展機制。農民生活保障體系基本建立，新農合覆蓋率達97%，新農保實現制度全覆蓋，農村五保和低保做到了應保盡保，農村社會救助和福利事業全面展開。這些成就的取得，與農村生活保障和發展保障緊密結合、協同推進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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