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錘子交易”（或稱 “終極博弈”），之所以引起各國民眾長久的興趣，是因為這個實驗測試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擴張的同時，也關注別人分到多少。這個結果和經濟分析的根本性假定是抵牾的。經濟分析的典型假定，經濟人但求自身利益，不管別人利益增進與否，就是說他的利益是獨立于他人的。照此推理，在“一錘子交易”里，乙不該拒絕甲提出的任何分配方案，即使9-1 也比0-0強，要是拒絕了甲的“自私”方案，乙就會損失1元錢，盡管甲將損失9元。從乙的立場，9-1相對0-0，是個“帕雷多改進”。因為是一錘子交易，乙對甲縱有任何不滿，在博弈后將無從報復，所以乙得到1元總比0強。然而在現實世界里，乙不但會拒絕9-1的方案，凡是甲偏向自己的分配超過了77%對23%，就一定被乙“斷然否決”。
　　實驗結果令經濟學界大為震驚，“科隆大學的學生難道是在發癲嗎？”美國理論界質疑道，一錘子交易實驗開始于1978年（發表于1982），最先測試對象是科隆大學經濟系學生。各國研究者抱著很大疑問和熱忱，在世界幾百個社區里反復實驗，發現無論是在現代國家還在原始部落，甲方縱然再自私，也只提出了7.4-2.6的比例分法（秘魯東部Michiguenga原始部落）。不少社群的甲甚至提出4-6來優惠對方（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部落）；在蒙古，甲提出偏向乙的方案，比如4.5-5.5，甚至會被乙拒絕，因為乙不好意思占甲的便宜；在發達國家里，甲乙兩方一般會滿足于5.5-4.5的比例。
　　本系列二十二提出的問題，參與回答者不多。但我有十分把握，相信社會大眾的傾向，與我在北京大學和貴州大學EMBA課程講課時與之互動的數百名學員一樣。我在課堂實驗的測試結果，表明中國人對“何為公平”的穩定理解是 “不能太過分”。譬如，在北大的那個班級，參加者60人分為30對，甲給乙的平均出價是 4.2元（最高9.9元，最低0.1元，中位值5元）；在貴州大學的那個班級，參加者34人分為17對，甲給乙的平均出價是 4.9元（最高8.0元，最低1元，中位值4.4元）。
　　一錘子交易的影響深遠，卡尼曼及同事認為，它就像X光一樣穿透了生活在不同價值文化中的人的不同行為，“捅穿”了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但“完全理性人”的假設與卻非常強韌，拒絕退出。
　　現實中人的行為，影響的因素要復雜得多。于是市場理論和活動家紛紛設計出問題來驗證一錘子交易問題并沒有取得決定性的結論。上期提出的問題，就是根據國外的研究實踐改編的，結果同前一個問題差距很大。分的錢從10元擴大到10萬，標的物大了，乙就容易妥協，傾向于接受9萬—1萬甚至9.5萬—0.5萬的懸殊分配。這兩個答案的差異，給經濟學的假定挽回了些面子：當利益出入顯著時，人還是要回歸到理性。為了不讓甲的不公平得逞，乙寧愿放棄幾元錢，但要以犧牲幾萬元來懲罰從此不相往來的甲的自私，代價畢竟太高了。
　　對一錘子交易的“變奏”還有很多，舉個含義相當深刻的：某班40人，甲乙各半。主持人給每個甲一個信封，內有十張一元票加十張與一元票同尺寸同厚薄的空白紙。甲可決定拿走十張包括一元票若干（0到10）張。然后把信封封好交還給主持人，信封里留下的錢就是他要分給乙的。信封沒有任何標記，而且都是十張的厚度，甲清楚沒誰能知道自己留下了幾元，或者說，沒人能監察得到甲有多自私（或理性）。實驗結果如何？甲在信封里留下的錢顯著少于5元，往往只有1元甚至0元。與本系列二十二提出的問題實驗結果相比，背離不小。
　　這個測試似乎在說，人的本質傾向還是自利和理性的，只要確信沒人能觀察到，自利行為就會充分表現出來。人對公平的追求有表現給別人看的成分，因為名聲很重要，尤其在反復的交易過程里。即使“一錘子買賣”，人在潛意識里對乙的反應和第三者是否知情，還是心存顧忌。這也說明，輿論的監督和規范透明，確能約束人的行為，也能促進人際合作的擴大。
　　接下來的問題將有助于我們的深入理解。
　　走出地鐵站時，你被某陌生人攔住，他說他叔給了他100元，條件是必須找到人合作才可拿到。他將提出方案同你分享這100元，從100-0到1-99都有可能。你若接受就照辦，以后再不碰面；你若拒絕，合作失敗，他就只能把這100元退給他叔。他至少要分給你多少，你才不會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