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經濟下行是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良機，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機會。
7月13日，統計局發布第二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其中上半年GDP同比增長為7.8%，二季度GDP同比增長為7.6%，3年來我國經濟增速首次跌破8%。
面對當前經濟形勢，我們必須有一個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只有正確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才能有正確的政策和舉措。
擴張性刺激只能是飲鴆止渴
目前的經濟下行，是“后4萬億時代”的必然。
每遇經濟下行，各國政要都容易采取擴張性政策。當年凱恩斯主義誕生時，就有學者評論，有了凱恩斯主義，西方民主政府再也不用擔心經濟下滑導致本屆政府下臺了，他們完全可以花錢制造一次繁榮，但緊接而來的是滯脹。
歷史證明了上述判斷的正確性。首先是面對1929年的經濟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實行了一系列的擴張性政策，似乎恢復了經濟，但復蘇時間卻長達10年，且在1933年開始復蘇不久，第二次衰退又于1937年來臨，并且是有史以來最急劇的一次衰退。有人認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甚至不會有第二次衰退。
其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經濟由于房地產泡沫破滅及股災等原因開始衰退。為阻擊衰退，日本政府采取的辦法就是靠大規模的財政支出和減低利率刺激經濟。前后實施了9次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其中有7次規模高達1萬億~18萬億日元。日本政府每刺激一次，經濟就有短暫的復蘇，但只要刺激政策結束，經濟就馬上下滑。這種打“強心針”的辦法并沒有使日本經濟真正好轉，相反更加糟糕。
第三，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危機與2001年互聯網泡沫有關。當時泡沫破滅，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時間很短，實際上只有一個季度。然而，美聯儲降息刺激房地產進而刺激美國經濟，阻擊衰退，其代價則是次貸危機這種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衰退。
面對2008年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全球危機，中國政府4萬億元的救市計劃，同樣難以超越經濟規律本身的制約，雖然短時間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卻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產能進一步過剩，特別是被扶持的產業
，環境進一步惡化，以及巨額的地方債務，并由此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下的極度緊縮政策又直接導致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錯失了產業提升的良機。
擴張性政策為什么是飲鴆止渴呢？原因在于：⑴所以發生經濟危機，更多的時候是產能過剩。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刺激性政策雖然可以臨時增加需求，但緊接而來的是更嚴重的產能過剩。⑵顯而易見的是，危機時雖然缺錢，但更缺的是具有引領性的產業興奮點。走出危機的關鍵在于一系列創新。面對當前一些企業的困境，我們經常這樣發問，“如果沒有創新，給你錢又能怎么樣？”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擴張性政策更多地注入貨幣，只能在原來的產業層面上重復地擴展。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靠一國實行刺激政策恢復經濟是相當有難度的。
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保持“自然增長率”，同時進行經濟創新，找到新的產業增長點，這才是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真正的經濟發展由創新引領
什么是真正的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真正的經濟增長是有質量，甚至是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是靠創新、靠產業支持，而不是靠“膨大劑”吹大。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經濟發展理論》里以翔實的歷史資料證明，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的重大創新誕生的新的產業，引領了經濟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對新技術的出現是如何引領經濟周期和經濟發展作了與熊彼特完全一致的論述。他說：“在許多工業中，在某個時期，基本技術條件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當這種根本性的變化發生時，一個時代就開始了。”例如，18世紀80年代英國的棉紡織業和生鐵生產、19世紀美國的鋼的生產、
19世紀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紀70年代的鉛（美國）等。
熊彼特和庫茲涅茨依據豐富的經濟史實告訴我們，是一個巨大的創新，誕生出一個或一群新興產業，然后帶動一個時期經濟的發展。這才是真正的經濟發展。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的經濟發展是得益于IT產業和網絡經濟。如果沒有創新，沒有新興產業的出現，靠“膨大劑”刺激，只能適得其反。
清醒認識經濟的“自然增長率”
在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種符合經濟規律的“自然增長率”，指一國、一地區在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一定的技術水平、組織水平，一定的產業結構下不受緊縮性政策或擴張性政策的影響，其自身固有的經濟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是自然的、均衡的。而改變自然增長率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或組織變革。
我國經濟曾經有20多年的兩位數的增長，那是因為我們當年“窮”，10年“文革”使中國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是我們的產業空間很大，二是發展之初基數小，增長率容易高。現在情況不一樣了。由于開放，世界上很多產業基本處于一個平面，所不同的是技術層次的高低。在給定的技術層面上，當產業空間相對“飽和”，經濟進一步的發展需要尋求新的產業支持，而不是靠“膨大劑”放大原來的產業。
況且，我們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常情況下再要保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對于當前我國經濟的“自然增長率”應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曾經的高速度使我們容易形成一種“速度情結”，這種情結使我們動輒就刺激經濟，一再錯失調整經濟結構的良機。歷史證明，經濟下行是調整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良機，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機會。
美國里根時代走出滯脹的辦法就是減稅，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市場經濟從邏輯上講首先是民富的經濟體制，只有民富了才有力量消費，只有民富了才談得上發展經濟，國家才能更富。
設想一下，如果把4萬億元的政府投資改變成4萬億元的減稅和民間投資，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效果：靠市場不僅可以拉動消費，同樣可以拉動創新和基礎建設，而且是高質量的。政府所要做的只是科學和公正的監管。
創新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機器。經濟史學家、美國學者威廉·鮑莫爾在題為《資本主義增長的奇跡》的專著里總結性地指出，自由市場經濟之所以是一部創新的機器，就在于一系列的制度保證了如同“軍備競賽”式的競爭。欲要競爭，就要平等進入，要打破壟斷、要有效解決泛行政化問題，不能靠行政手段和行政等級分配資源。
我們應當堅信市場機制的配置能力和魅力，市場調節的能力遠遠大于政府的計劃調節。我們必須強調，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來自微觀主體的活力，微觀主體不健全，不能平等競爭，不能創新，存在不安全感，對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僅靠宏觀調控是調不出大好形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