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許多上市公司除了第一大股東為集團公司或實際控制人外，前幾名的大股東常常是專業金融投資機構。不過，這樣的股東結構是否很理想？
　　現在這方面的大多數實證研究，是將專業金融投資機構持股比例、持股期限等與公司的若干業績指標進行統計學上的相關性分析，如此實證研究得到的結論大多是，投資機構對公司的持股比例越高，持股期限越長，公司業績就越好，業績增長就越快，公司價值也越高。于是接下來的推斷是，投資機構成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
　　問題在于，相關性分析雖然可以度量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但有時無法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相關程度高的變量之間也未必一定存在因果關系。譬如，可以認為投資機構成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促進了公司業績的提升，也可以認為是上市公司本來存在的良好業績吸引了投資機構的大比例持股。而上市公司的良好業績可能是來源于公司的行業屬性等因素，與公司治理水平并無大的關聯。
　　也許有人會說，機構買入并大比例持股時，公司的業績一般，機構成為大股東后，公司的業績獲得了明顯改善和提升，這不就說明了機構作為大股東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業績嗎？但實證分析本身在這里卻無法排除如下情況：機構通過調研，預期一兩年后公司業績會有大幅度提升，于是大量買入和持有該公司股票。這充其量只能說明機構調研和業績預判的高質量，卻無法說明機構一定是高效參與了公司治理并幫助提高了公司業績。
　　還有些實證研究論證了投資機構對公司的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之間存在正相關性，而公司價值以托賓的Q值來代表。托賓的Q值是投資學和財務管理上的一個重要概念，常具體表示為企業的股票總市值與企業的總資產之比。顯而易見，在一般的市場條件下，如果機構買入和持有某家公司的股票多，這家公司的股價會上行，總市值會增加，即托賓的Q值肯定會上升。但如果依據這種所謂的正相關性，去判斷機構持股比例的增加提升了公司價值，也即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業績則未免太牽強了。這相當于說，如果機構炒作某股票使得它的價格上漲，則意味著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這實際上是對托賓的Q值的誤用。美國經濟學家托賓當初提出Q值的用意在于，利用它說明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股價運行與投資需求的關系，并非說明公司治理水平。
　　對于機構成為大股東與公司治理、公司業績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國內外學術界大量的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中存在兩種相反的判斷和結論。一些研究認為，專業金融投資機構更善于獲得并分析公司信息，利用“用手投票”的機制更有效地減少和阻止公司的內部人控制現象。但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專業金融投資機構越來越傾向于追求股票交易市場上的短期差價收益，對上市公司的中長期發展并沒有多少興趣。一旦發現某公司不適合作為投資對象，它們寧愿選擇“用腳投票”，棄股而去，而不愿幫助公司去克服困難。許多管理龐大資金的專業金融投資機構其實人員并不多，他們也沒有精力和相應的專業知識去認真地參與到上市公司的管理中去，而更愿意在眾多不同的公司間作調研、比較，甚至更愿意在包括金融衍生品的眾多投資對象上作資產的組合配置。許多專業金融投資機構只是不管事的大股東，連董事會都不謀求進入。
　　如果說投資機構作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對公司治理和公司業績沒有任何積極作用，恐怕也不客觀。但如果說有普遍性的、明顯的積極效應，恐怕也言過其實，起碼目前持這種結論的大多數實證研究還不能令人信服。我國目前許多投資機構與上市公司的普遍性的短期戀愛現象，也反映了他們并未認真參與公司治理。
　　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我們可能還應該借助于調查法、訪談法和案例剖析法等以彌補實證研究的不足。如果投資機構并未真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業績，我們恐怕還需要改善投資機構本身的治理結構，引導和鼓勵更多的實業公司成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