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股市總體疲軟，截至7月12日，上證綜指下跌0.6%，在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現差強人意。與此同時，A股首次公開募股（IPO）依舊熱鬧。上半年，A股IPO數量為105家，位居全球第一，融資總額也名列世界前茅。
　　據中國證監會公布的資料統計，今年以來，IPO在審企業數量呈現逐月遞增的趨勢，從2月份的500余家增至目前的700余家。排隊等待上市的企業數量如此之多，可以想見，即便下半年A股依舊低迷，新股發行還是會維持較快的節奏。
　　在一個成熟的資本市場中，當行情紅火的時候，IPO就能發得多一些，市盈率也能定得高一些；當行情低迷的時候，IPO就不得不減少，市盈率也會定得低一些。在這方面，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比如在剛剛過去的6月份，由于美股表現相對疲弱，當月美國資本市場甚至沒有出現一宗IPO，市場主動選擇了休養生息，大家都覺得這很正常，作為全球資本市場老大的美國也不會因此而覺得沒面子。
　　應該承認，和美國為代表的成熟資本市場相比，中國股市存在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也表現在新股發行方面。按理說，在A股走勢持續低迷的當下，A股IPO的數量和融資規模也不應表現搶眼才是。但事實并非如此。面對上半年已發行企業105家、還有待發行企業700余家這兩個可觀的數字，任何關心A股健康成長的人都不能不心生糾結。
　　目前，有不少中國股民呼吁：暫停新股發行。這種呼聲是股民投資虧損后的一種利益訴求，其心情可以理解。但這種主張顯然違背了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的價值取向。從理性經濟人自治的角度看，何時上市與計劃融資多少，都屬于擬上市企業自由選擇的權利范疇。與此同時，廣大投資者也有權利基于自身的理性判斷，自由決定是否購買新股。新股發行要想市場化，就必須尊重發行人和投資者的這兩個對等的權利。因此，如果決策層和監管層人為調控IPO的數量和融資規模，是違背市場化原則的。
　　但是，如果放任擬IPO企業爭相登陸A股，是不是就順應了新股發行市場化改革方向呢？對此，恐怕不能簡單地下結論。
　　中國能在20多年時間里，從無到有地建立并造就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場，背后推手除了市場化的力量之外，也有國家行政權力的戰略運作。這種同時倚仗市場力量和行政力量的模式，在令A股受益匪淺的同時，也給A股的長遠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如果說，歐美股市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然生長的結果，那么，A股則是市場發育不充分條件下各方強力干預的產物。歐美國家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直接融資在全部融資中占比較高，其經驗值得中國借鑒，但是，在借鑒的過程中，中國也感染了某種攀比心態，總想著要向歐美國家較高的資產證券化率和直接融資比率看齊，并據此制訂趕超的金融發展戰略，落實到A股市場，難免會造成若干急于事功的偏差。
　　這種偏差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各級政府對于轄內擬IPO企業的過度扶持。因為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重和資產證券化率攸關政績，對于各級政府而言，轄內上市公司數量自然多多益善。為確保轄內企業成功IPO，直接重獎、稅收減免、土地租金優惠、用水用電重點保障、政府定向采購等非常規手段便派上用場，如此呵護下，企業業績想不亮麗都難，跨越上市門檻自然不成問題（這也是很多新股上市后業績大變臉的一個病根所在）。這種做法，首先在源頭上玷污了新股發行的市場化原則。
　　有保薦權利、兼負督導之責的券商，本來可以在企業IPO過程中起到把關作用，可是，一些券商被巨額承銷保薦費遮蔽眼睛，再加上弄虛作假所承擔的懲罰遠遠小于其帶來的收益，所以，券商“重保薦，輕督導”的現象并非個別，其把關作用難以真正發揮。此外，由于在拼上市中不可或缺，券商和基金公司一起被很多地方政府奉為座上賓，如此一來，政府、券商、基金與擬上市企業之間，很容易形成利益同盟，以相互捧場、利益均沾為特征的“熟人經濟”，就取代了以各盡其職、恪守誠信與法規為內涵的“市場經濟”。這就是為什么一些事后被證明是缺乏成長性的上市公司，在IPO過程中不乏媒婆、吹鼓手和接盤手的根源所在。
　　盡管在目前A股低迷行情中，一些IPO企業下調了發行市盈率，但是，考慮到政府呵護與券商包裝等非常規因素，不排除這些被調低的市盈率中仍存在業績泡沫，再考慮到中國股市長期以來缺乏回報文化，不少公司上市前說一套上市后做一套，因此，“上市就是為了圈錢、能圈多少是多少、反正日后不用還”的想法，難保不會存在于某些擬IPO企業中。如果是這樣，股市行情低迷所導致的IPO低市盈率，就不會對發行人發揮應有的制約作用。這種分析固然屬于“有罪推斷”的范疇，但鑒于A股市場上前車覆轍的故事太多，有此一防并非多慮。
　　A股發行真正市場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國家金融發展戰略調整、政府恪守本分不能越界、市場參與各方歸位盡責、制度建設嚴謹完備等多個方面，要達成這一目標，我們還有很多功課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