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上，以產業為支撐，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協調發展。當前，我們在肯定城鎮化的顯著成績以及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效應之時，也要認真審視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過度偏向與失衡，努力實現從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向重質量的內涵式發展轉變。
　　世界銀行最新研究報告《中國2030》指出，“促進經濟持續、高效增長，城鎮化不僅要快，而且要‘智慧’”，該報告明確提出“智慧城鎮化（smart urbanization）”的概念。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潛在內需與持久的增長動力，不僅是引發消費需求、帶動投資增長、推動經濟服務化的重要途徑，而且是培育創業者和新型農民、實現安居樂業市民夢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國城鎮化正處于加速發展時期，到2011年年末已超過50％。隨著中國城鎮化速度的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中的問題日益凸顯，原有的粗放式發展道路已不能適應發展需要。
　　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必須建立在實體經濟的堅實基礎上，以產業為支撐，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協調發展。當前，我們在肯定城鎮化的顯著成績以及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效應之時，也要認真審視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過度偏向與失衡，努力實現從重數量的外延式擴張向重質量的內涵式發展轉變。為此：
　　（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構建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努力改變城市政府過度依賴“土地紅利”、過高地價推高房價、城市房地產形成過度泡沫的問題。
　　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間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手段。據財政部統計，2011年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超過3萬億元，相當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80％以上。以“征地—賣地—收益”為主要環節的粗放式土地經營與使用在為地方政府帶來豐厚收益的同時，也導致土地價格的攀升推高房價和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據統計，2010年全國城市人均建設用地高達133平方米，大大超過發達國家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加大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風險。未來，我們要改變“地價攀升、房價畸高、地產泡沫”的格局，亟須不斷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使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同時也要逐步構建一個既包括高端、中端、低端商品房，又包括保障房的多層次的住房供應體系，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住房需求，以實現住房市場的供需匹配，同時采取多種措施加強房價管控，使房地產“去泡沫化”，讓房價回歸合理價位。
　　（二）要實施均衡城鎮化發展模式，加強城市規劃和組織管理，努力改變城鎮化過度依賴超級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格局，避免人口過度集中于特大城市造成的“大城市病”。
　　中國城鎮化在高速發展的進程中，涌現出一批超級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導致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用水緊缺等“大城市病”。據調查，中國百萬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居民平均單行上班時間要花近40分鐘，而歐洲同等規模城市僅需27分鐘。另有統計顯示，在全國667個城市，約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時段出現擁堵，2／3的城市被“垃圾圍城”。“大城市病”的出現不僅影響了城市功能的正常發揮、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反映了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不可持續風險。為此，要采取均衡的城市發展模式，在以大城市為依托發揮大都市圈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的同時，重視在都市圈以外地區發展中小城市和縣城，改變人口過度集中的局面。同時，要加強城市規劃和組織管理，重視利用“智慧城市”的先進技術和手段，推進城市經濟、生活和管理上的全面“智慧”，對“大城市病”進行標本兼治。
　　（三）要推進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加快中西部城鎮化進程，努力改變城鎮化過程中人口非家庭式遷移和異地轉移造成大量“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巨大社會危機。
　　當前中國存在著一支由2億多人組成的農民工群體，他們中的大多數長期遠離家庭，又難以融入城市，呈現出一種在城鄉間“游離”的狀態。他們年輕時孤身在城市中打拼，卻仍將家庭生活重心保留在農村。“鐘擺式”和“候鳥型”人口流動模式，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既影響了農民工三代人的幸福，使留守人員 “無所養”、“無所依”，也帶來了嚴重社會隱患，影響了農村地區經濟的健康發展。有數據顯示，在農村人口中，留守兒童有5000多萬人，留守老人有4000多萬人，留守婦女有4700多萬人，大量的“三留人口”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與農民工流動相伴生的一個特殊現象，也是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付出的社會代價。未來，要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為農民工就近轉移提供良好的就業條件。同時，要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培訓，提升農民工就近就業的能力，積極推進勞動力輸出省份的農民工的回歸，讓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家庭式遷移和就近轉移，減少社會代價。
　　（四）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通過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夢、安居夢、創業夢“三大夢想”，努力改變過度依賴“人口紅利”和農民工不徹底轉移的“半城鎮化”造成農民工權益缺失的問題。
    在占人口比重超過50％的城鎮人口中，2億多農民工實現了職業轉換和地域轉移，但還沒有實現身份轉變。農民工身份的不完全轉變使得其難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權益。調查顯示，2011年外出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 13．9％、23．6％、16．7％、8．0％和5．6％。改變這種不完全的局面要通過農民工市民化，使農民工在城鎮化過程中與市民平權，從而實現農民工從 “二維轉換”到“三維轉變”：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和身份轉變，使中國城鎮化進程從 “半城鎮化”到完全城鎮化。要加快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改善城市農民工子女的就學條件，降低入學門檻，構建適合農民工特點的醫療、住房及社會保障制度，增加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屬感，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夢”。要優化創業審批機制、加強創業技能培訓、建立創業扶持基金，為農民工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鼓勵農民工用創業帶動就業。構建農村土地使用權抵押機制，允許農民將農村土地使用權作為財產抵押，從而盤活土地，提供創業資金來源，實現農民工的“創業夢”。要逐步將農民工納入城鎮保障性住房的覆蓋范圍，構建 “政府—企業雇主—農民工個人”三者相結合的多渠道保障房資金籌措機制，實現農民工的“安居夢”。
　　（五）要努力改變城鎮化進程中城市政府過度重視GDP、高樓、大廣場等“硬實力”的惡性競爭和政績工程、忽視城市 “軟實力”和“軟環境”建設的傾向。
　　如果說GDP規模、高樓大廈、道路交通是城市的“硬實力”或“硬環境”，那么城市精神文化、居民道德修養和城市社會服務等就是城市的“軟實力”或“軟環境”。當前，國內許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城市建設重 “大拆大建”、“推倒重來”，輕傳統保護；重“貪大求洋”、“攀高比新”，輕人文關懷；重“形象工程”，輕功能效果的問題。城市間GDP惡性競爭扭曲了城市發展的目標，忽略了改善民生、讓居民生活更美好的本質。競爭導向的扭曲，導致城市精神模糊，城市特色喪失，出現“千城一面”的狀況，也制約了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對此，政府要以建立“幸福城市”和“和諧城市”為目標，積極轉變“唯GDP至上”的發展理念，將居民幸福指數、城市公共服務水平、城市文化等軟實力、軟環境指標納入政績考核范圍，著力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要堅持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自然基礎和人文歷史，培育城市文化個性和塑造城市特色。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和事業，促進外來居民和本地居民的文化認同，增進城市居民的精神歸屬。要加強市民思想道德建設，促進思想解放、觀念創新，營造和諧的城市氛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作者辜勝阻系武漢大學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