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震動全球的經濟衰退，一場中國旅游產業自由化的改革，雙雙而至，這并非巧合。
6月，匯豐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終值為48.2，創7個月以來新低。6月中國官方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為50.2，同樣降至7個月以來最低點。6月29日，國家旅游局公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旅游業的實施意見》（簡稱《實施意見》），聲稱旅游業“向民間資本全方位開放”，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第一次，標志著中國旅游產業進入“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階段，完全驗證了筆者2011年12月2日于本版撰文《中國旅游有望“提前”實現貿易自由化》所作的預判。
《實施意見》是旅游產業重大轉折的“痛苦”產物，即產業改革由增量改革轉變為存量改革，政府工作重心將從以政策優惠為主轉變為以健全市場體制為主。1976年~2006年旅游業改革的本質是增量改革，讓市場機制在資產配置上發揮作用，使增量部分不斷擴大，計劃經濟比重不斷縮小，產業發展模式是“強政府、大國企、大投資”，粗放地投入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文化、環境等資源，結果是投入太大，成本太高，不可持續。政府部門對待民營旅游經濟，是在不觸動舊有的產業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推動其快速發展。
而產業的存量改革，是對舊有產業體制的實質性改革，比如，政府旅游行政機構改革、旅游國企改革、維護市場機制等，利益格局重新劃分，從而實現最終的制度創新。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政府的角色轉變是被動的、痛苦的，這一切緣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我們曾經發了“兩箭”：第一箭是2009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在4萬億元貨幣超發的背景下，旅游市場被迅速點燃，可好景不長。第二箭是2010年《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倡導“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展文化、旅游和體育產業”，但是缺乏細則，民資疑心重重。隨著貨幣政策轉向緊縮，旅游市場流動性嚴重萎縮，整個產業在2011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
《實施意見》是第三箭，這是“自由、市場”之箭，有三個亮點值得關注：第一，明確自由進入和自由競爭，規定“清理限制跨區域旅游經營的地方保護壁壘”；民企和國企享有同等待遇；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旅游裝備和用品制造業，此舉將對旅游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積極利好。
第二，支持民資參與國企改制。《實施意見》規定：“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旅游企業的改制重組。”除了個別央企和地方大型國企之外，絕大多數的旅游國企均為中小企業，民資大舉并購旅游國企在部分省市已經普遍開展。
第三，《實施意見》規定“積極協調有關部門，加大對民間旅游投資的土地保障力度……要統籌考慮旅游項目用地需求，合理安排用地指標。”這是旅游地產開發重大利好的政策信號。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局的角色定位是“積極協調”，對此，應結合不同地區特性，審慎地進行差異化分析。
第四，為民資正名。《實施意見》規定：“為民間旅游資本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境。”此舉的實質是為民資護航，在產業利益格局巨變中，非常關鍵。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旅游產業自由化的四要素（自由競爭、國企改制、土地市場化、民資名正）完全具備。但是，《實施意見》令人遺憾地“回避”了旅游發展最根本的問題——產權，比如，《實施意見》規定：“對于民間資本獨立或參與建設形成的旅游景區，切實保障其經營管理權益。”筆者認為僅明示保障民資景區的經營管理權益，是遠遠不夠的。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嚴格界別“文化產業供給（市場屬性）”和“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公益屬性）”，公益性事業、公共產品的供給被嚴格限定在文化產業之外，基于此，筆者認為，民資獨資或控股的一些屬于產業供給范疇的旅游景區，其私有使用權、收入的私享權、自由轉讓權應該更明確些。對那些不以保護為第一目的，稀缺性不強、省級及其以下的旅游景點，政府應該鼓勵實施整體出讓或轉讓。
筆者認為，旅游產業改革的重心并非管理體制改革，而是產權改革。旅游產業振興的本質并非經營權的開放，而是產權激勵。旅游業向民資全面開放，就意味著毫不含糊地進行產權激勵。所以，《實施意見》僅是第一步，產權激勵將很快成為現實，旅游產業由此也將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