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開始實施的“結構性減稅”，在筆者看來，應告一段落。按有關方面解釋，“結構性減稅”下，減稅與增稅并存，但最終結果是什么并未明確。如果最終是稅負上升，那么“減稅”就名不符實；如果最終是減稅，那么為什么不直接稱為“減稅”呢？
　　要保證積極財政政策背景下的“結構性減稅”與財政政策目標一致，那么其結果只能是“減稅”。況且，“結構性減稅”很容易導致在“結構性”名義下的“增稅”。
　　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任何增稅或增加其他收入的努力，都不利于“穩增長”。當年所提的“增稅”更多地指向資源稅和環保稅，旨在配合經濟發展方式的加快轉變。
　　如今，資源稅稅負已提高，稅負再度提升的空間極其有限。首當其沖的是國際市場的約束。試想，當澳大利亞的煤炭進口到東南沿海，價格比從中國北方運來的還要便宜時，那市場自會做出選擇。公眾反應也會約束稅負的提高。當今社會，稅收制度和政策的選擇不再只是政府機關的事，而必須更多反映民意。稅負上升，最終必會表現為資源價格提高。聯想到最近一次油價上漲之后公眾的反應，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資源價格并不是越高越好。最后，如果再考慮到東部和中西部資源地區分布嚴重不均的國情，那么資源稅制的選擇將極其復雜。我們既不能學習資源豐富國家的資源稅制，也不能學習資源貧瘠國家的稅制。
　　預期中的環保稅是“費改稅”，是將現有的環保收費改為環保稅。從理論上說，“費改稅”不能增加納稅人負擔，但收費與征稅的征收管理力度有別，后者強于前者，因此，環保稅出臺也可視為一種增稅政策。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這種政策不宜出臺。
　　“減稅”雖然已有若干措施，如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費用減除標準的提高，再如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的上調，但減稅力度相當有限。相反，以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名義而在全國推行的地方教育費附加，就可以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財政收入。如此，減稅效果很容易被增收舉措抵消。
　　綜上所述，“結構性”名義下的“增稅”，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是相悖的；“結構性減稅”必須轉向“全面減稅”。
　　面對稅收增幅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狀況，一些地方已采取措施，穩定稅收收入。這與稅收收入任務不無關系。從稅務管理的目標來看，設定稅收收入任務無可非議�，F實中，過去較多地將稅收收入任務的實現與否作為稅務征管人員績效的重要考核標準。這有其必要性。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稅收收入任務能否完成受到經濟基本面制約。稅收收入任務不能完成，并非全因稅務征管人員不夠努力。僅僅將此作為判定績效依據，失之偏頗。
　　在這樣的背景下，強調不收“過頭稅”是必要的，稅務征管人員的績效考核也應作相應調整。區分完成稅收收入任務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很有必要。經濟下行對稅收收入的負面影響應充分考慮，這樣才可能根本改變稅務人員的行為方式。
　　對于一些會計核算制度不夠健全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稅收征管中常采用“定額”征稅的方式�！岸�額”的確定往往有一定彈性空間。在收入任務壓力下，少數地方采用調高“定額”的做法，貌似有助于稅收收入任務完成，實則對經濟危害較大，且可能遺患無窮，對未來的稅收收入也會有負面影響。
　　對于納稅人來說，感受得到的是實際稅負。稅制不變條件下，加強稅收征管，即意味著實際稅負提高。經濟下行條件下，過多強調收入任務，很可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包括稅收在內的財政收入下降或增幅下降，會形成地方政府的壓力。地方政府自然有動力增收，而偏向中央的財權和財力格局，令地方即使努力增收，也可能無濟于事。土地財政不能持續也導致地方政府的財力困境。緊縮性房地產調控背景下，土地使用權轉讓困難，或轉讓金額大幅萎縮，導致地方建設資金緊張，影響基礎設施建設，影響部分已有項目后期融資，也給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帶來隱患。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改變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財力格局。
　　國家稅務總局梳理總結33條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是稅務部門為“穩增長”做貢獻的具體表現，是稅務機關改善納稅服務的表現，有助于更好落實相關優惠政策。國稅總局強調不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也是收“過頭稅”，更體現了這一點。此次“穩增長”需要更多強調市場力量，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稅收應盡可能不損害民間資本積累，并最終形成民間資本－稅收－民間資本的良性循環。僅僅落實稅收優惠政策是不夠的，當前中國還應進一步減稅，以更好地促進當前“穩增長”最需要的民間投資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