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賀港回歸中央代表團在香港公布了一系列“惠港政策”，其中關涉深圳前海的八項金融政策，受到了全球市場廣泛關注。它們分別是：支持前海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實驗區；探索試點跨境貸款；支持前海企業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設立前海股權投資母基金；支持外資股權投資基金在前海創新發展；支持在CEPA框架下適當降低香港金融企業的準入條件；支持前海試點設立創新性金融機構和要素交易平臺；支持境內外金融機構在前海設立國際性或全國性管理、運營總部。
　　上述政策“惠港”意義十分明顯，雖然就實際情況看，有些政策并非都是前海“先行先試”。如支持企業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舉措，其實在2007年就開展了，所發行的叫人民幣“點心債券”。
　　但就第一、第八兩條而言，前海“先行先試”的意味卻相當濃厚。鼓勵各種金融機構在前海設點，向全國和全球市場布局，雖然是為了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強調支持各種金融機構到深圳前海設立面向全國和全球的管理、運營中心，市場影響不容小覷。
　　而第一條更讓人充滿想象，支持前海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實驗區，既可以理解為是金融產品及其服務的創新，也可以理解為金融制度的創新。比如將前海的“先行先試”看成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前奏，這層意義，發改委也承認。
　　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答記者問時表示，金融創新是前海政策及前海定位的重點，“整個國家來講，政策取向是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前海作為整個國家在現代服務業先行先試的區域，它應該在這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樣“先行先試”的信號，政策制定者如是表示，全球分析家也都樂見。
　　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華爾街日報》就直接將這八項政策，簡要解讀成人民幣自由兌換將在深圳前海試點，而忽略中國政府是以“惠港政策”為前提，而開展的深圳前海的“先行先試”。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在報道中，甚至強調，前海試點的重要性，就解除資本管制而言，其意義可以媲美30年前中國開放之處的深圳特區。
　　但這顯然是有些過度猜測了。雖然金融改革是中國經濟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深圳前海試點顯然不會這么激進。從常識而言，金融改革的全局性和系統性，是不可能要求一國政府，在國內的某一個地區，采取完全不同的貨幣政策的。
　　深圳前海所采納的八項政策，雖然細節沒有出臺，但在可見范圍內，所可能達成的所有關于資本交易的試點，即便達成一定程度的可兌換的資本項目，暫時都不具備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性質。道理簡單，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利率市場化，二是匯率市場化；這兩條不具備，自由兌換就不可能。
　　盡管在細節上，如今在香港使用人民幣購物基本沒有匯率和利率的障礙；盡管港股直通車不在此八項政策里，事實上內地居民也多有各種合法合理的方式直接去港投資。但無論內地人民幣持有者是否以資本項目出境，都要面臨數量的管制（額度的批準），以及在管制的匯率下進行結算。
　　而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改革肯定是全局性的。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匯率和利率制度不是全國性的。從這個角度說，前海“先行先試”的政策即使包含著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兌換更大的靈活性，也不可能產生一個地區性的人民幣自由兌換的試點。人民幣自由兌換不可能是中國深圳一地的自由兌換，也不可能只是內地和香港的自由兌換（可以是人民幣和港幣貨幣置換大規模交易的“先行先試”）。
　　否則，在匯率和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的前提下，中國局部地區就可能形成一個不公平的套利區間，會短時間內造成大量套利資本集中，不僅不可能對業已形成的深港兩地的金融合作產生積極作用，還會戕害到實際已經存在的深港兩地金融交易的質量。
　　從內地金融改革和“惠港政策”的交集看，這次針對深圳前海的八項政策，毋寧說是中央政府對大珠江三角區域深化合作的肯定。這不僅是中國內地金融可能有重大突破的先兆，更不僅是單純的“惠港政策”，而是大中華地區整體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對內地、對深圳特區而言，是對30年來以“三來一補”外貿加工形成的出口經濟格局的升級換代。
　　而這是符合深港兩地目前實際情況的，既對深圳乃至整個廣東騰籠換鳥的發展有好處（這是從出口轉變為現代服務業），也對回歸祖國15年的香港有好處——依靠廣大內地市場加固本已形成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這樣的互動中，深圳前海的“先行先試”不僅將獲得更大金融市場份額和交易規模，還會為整個中國經濟提供更多國際化的交易模式，以便中國金融全局性、系統性的改革找到更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化路徑。而已經是全球市場化典范的香港，作為中國經濟對外最大、最自由、最開放、最具活力的窗口，其地位會獲得更進一步加強，更深更好地融入祖國的發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