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住建部原定6月30日前實現40個重點城市個人住房信息聯網，但目前僅有18個城市宣布聯網。這項從2010年就開始啟動的工作，推進如此艱難，其原因發人深思。
　　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本意，是為樓市調控提供基礎信息。依照住建部的整體方案，整個住房信息系統將分為三大應用系統：住房監測分析、住房公積金監管、住房保障監管。在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初步建成后，個人住房的產權信息、交易信息，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分配、退出信息，公積金的使用信息都將能夠實現實時監控。
　　按理說，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聯網應該不存在技術難題。今年年初住建部相關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作過表態，認為聯網已經沒有任何技術上的難點。其實，早在2010年底前，福建省的福州和廈門的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就已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聯網。資金也不是問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正式啟動該項工作以來，住建部對推動該項工作可謂不遺余力，除了動員、推廣、培訓之外，還承諾對于部分財政困難城市，將予以資金上的支持。沒有技術和資金障礙，但時至今日房價一向領漲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卻仍未與住建部聯上網，原因何在？怪不得網友猜想：“官員們在這幾個城市買房最多”。
　　昆明市住建局的說法有代表性：住房信息量較大且復雜、遺留的案例清理難度大、信息安全和協同各部門的系統規劃等問題，目前該系統還在“加緊建設中”。這是目前未聯網城市比較普遍的理由。不過，在筆者看來，個人住房信息系統聯網推進遲緩反映的是利益的博弈，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二是既得利益集團，尤其是部分貪腐官員為維護自身利益采取的消極對抗策略。
　　對于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對于已經依賴慣了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實際上并沒有太大的動力去執行。地方利益只是一方面，另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恐怕與部分官員的私人利益有關。某開發企業高管一語道破天機：個人房產信息全國聯網可能牽扯出公職人員腐敗的問題。對這一問題，老百姓早已心知肚明，且不說身邊所見之種種不公，單是媒體披露的腐敗案件中的數字即可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例如，福州市原副市長楊愛金被雙規，涉嫌受賄3000萬元以及17套房產；被雙規的浙江藥監局原局長黃萌，貪占房產84套；上海房管局第一副局長陶校興有房產30套；安徽黃山園林管理局原局長耿曉軍擁有房產38套；山西蒲縣煤炭局局長郝鵬俊有房產36套，其中北京33套；廣東茂名原市委書記羅蔭國落網后查獲其有數十套房產，廣東茂名市副市長楊光亮也有房產數十套……這還是已暴露的貪腐官員的房產數字，而未暴露的官員的房產又有多少呢？也許6月初昆明市市長張祖林的一句話可以作為注腳：“有權有錢部門的人員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可見，不僅貪腐官員，只要是“有權有錢部門”的公務員擁有的房產數量都相當可觀。
　　當然，手上擁有多套房的群體不僅僅限于公務員們，炒家以及熱衷于存房的老百姓也在此列。隨著近些年房價屢創新高，房子早已經不僅僅是消費品而成為了投資品、投機品，如果聯網后，估計這部分房源的數量驚人。
　　目前包括“限購令”在內的各種抑制房價政策，只對現有購房需求有約束力，而對已有多套房者卻無相應的制約措施。信息聯網后，購房者在聯網城市的購房信息將一目了然，這將為房產稅甚至物業稅、遺產稅等征收奠定數據基礎。目前市場上并不缺少房子，問題在于嚴重分配不均，如果能對個人擁有兩套以上房產課以重稅，將有大量的房源被擠出來，如此既抑制了投機炒作，又增加了稅收，同時也體現了分配的公平，應是一個多贏的局面。
　　由個人住房信息聯網難，筆者又想到官員財產公示難。去年中央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在回答記者關于官員財產公示的提問時稱：財產申報制度還有兩個方面的條件欠缺：一是要建立起社會的誠信體系，二是信息統計體系。筆者認為，第二條應該不存在技術上的問題。關鍵在于第一條所說的誠信體系，只有依靠媒體、社會監督去推動，誠信體系才能建立起來。
　　至于有人認為，由于很多城市2008年之前的很多房子都是無產權、半產權的，使信息聯網都有難度，筆者并不認同這個觀點，這與上述社會誠信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就無法推官員財產公示的理由類似。這部分無產權房子所占比例不大，完全可以把可以聯網的信息先聯上，無產權半產權房子先放著，若要萬事俱備再聯網恐怕將遙遙無期。
　　說到底，個人住房信息系統與官員財產公示一樣，都是需要政府下最大決心來推動的，單靠住建部的鼓與呼，恐怕不行。套用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今年一次講話：“我們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革自己的命，對于龐大的利益階層而言，要下這個決心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