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已成國內時下最為熱門的詞匯之一，然而究竟怎樣的金融創新才有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有太多問題值得重新思考。
　　金融創新的根源，通常在于通過引進新的金融要素或者將已有的金融要素重新組合，以開發新的金融功能，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并提高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效率。就當下國外紛繁復雜的金融創新動力理論而言，大致可歸納為經濟和金融需求、技術進步、控制風險、規避管制、制度變遷、追求利潤等幾個方面。
　　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漫長的金融演進過程中，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及金融財富的交易和管理需求，曾經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動力，其余的因素則起輔助和補充作用。就其最早的創新來看，因為中世紀歐洲諸國的弱勢政府無法有效獲得資金，不得不求助于對外負債，進而催生了政府債券，奠定了現代金融市場的基礎。
　　但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一個寬松而劇烈波動的全球金融大潮的來臨，金融機構巨頭在國際范圍內的作用日益增大，追求利潤逐漸成了金融創新的核心動力。正是在追求利潤的激勵下，金融“大鱷”與“小魚”一起，視金融風險、技術與管制為財富，不斷推出各類復雜的衍生金融產品創新，逐漸脫離了與實體經濟的關聯，甚至操縱和影響商品市場的均衡價格，進而運用金融交易來獲取最大利潤。在金融巨頭的“貪婪”背后，實際上隱含了后工業社會人的欲望失控，這樣的金融創新，逐漸凸顯出“弊大于利”的特點，帶來金融泡沫并釀成了危機。
　　在我國，直到20世紀之前，一直體現出中央集權的政治與財稅體制特征，并未經歷歐洲式的封建社會，中央政府具有極高的財政資金“汲取”和“分配”能力。即使短期的公共信用破產，也無法動搖這套財稅體制，只是用朝代更替來實現信用升級。中央政府從來不太需要運用債券等金融手段來向民間籌資，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因此都發展不起來，這從根本上削弱了金融發展與創新的動力。
　　上世紀初爆發的辛亥革命，是民主、政治、經濟金融等一系列矛盾積累的結果，其中壓垮舊體制最重要的一根“稻草”，是四川保路運動，也就是政府把民營鐵路收歸國有并向列強借錢引發的矛盾。保路運動爆發的原因中有兩個至今很值得探討：究竟國有資本還是民營資本更有效率？在民間資本充足的情況下，如何利用本土金融機制而不是只利用外資？從金融角度，辛亥革命也可視作政府財稅權利弱化后，由于缺乏金融手段和金融支持而導致的結局。辛亥革命還激發了現代金融要素和金融問題，如地方紙幣和軍用票導致的貨幣體系多元化、大量的債務和股權融資、民間資本參與的政府融資平臺、基礎設施收益權抵押貸款等等，另外，諸多革命者獲得融資，也很有些現代風險投資的特點。
　　在此后的一個世紀中，激發國內金融創新的動力，無論怎樣千變萬化，都可以歸因為兩大基本要素：融資需求和政府推進。以我國出現的第一家銀行機構——中國通商銀行來看，創建的目的是為了滿足鐵路建設融資需要，創辦者也是政府官員，屬官商合辦。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里，同樣一方面貫穿著融資壓力的作用，如國企改革、產業升級都需要銀行和資本市場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動引發的創新為主線，旨在滿足經濟改革需要和避免市場失靈。這種“穩健”型金融創新避免了更大的危機與泡沫，但在新形勢下正面對著越來越多的問題。
　　比如，在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金融創新過于偏重于比較優勢部門，如工業產業、基層設施、大企業等，而對小企業、民營企業、農村領域的創新支持明顯不足。再比如，在創新演進中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促進金融業不斷壯大的改革，卻逐漸走向了追逐利潤型的創新。而金融創新最終是為了服務于實體經濟，服務于企業發展和居民福利的需要，這也是頂層設計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又比如，長期以來，我國的金融創新體現出“自上而下”的特點，但眼下為了適應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金融創新逐漸呈現地方推動的特色，如出現各種“金融創新試點區”等。然而，正如對“李約瑟難題”的解釋之一是我國缺乏草根創新，自下而上的金融創新的動力最終也應落到“草根”身上。還有，拘囿于融資與政府推進的創新往往缺乏活力，對此理該進一步放松管制，發揮技術等因素的促進作用，給予市場主體以合理規避管制的創新空間。
　　總之，當前階段所需要的金融創新，應該體現為以服務實體經濟“弱勢部門”為目標，激發民間創新活力為主線，多種因素共同起作用，追求創新利潤為補充。為保障這種新的“穩健”型創新，一方面需要從國家層面協調金融改革、管理與創新，另一方面則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體制，構造分層的金融監管機制。尤其需要給予地方政府在地方金融發展、小型金融機構管理等方面以合理的市場化定位，賦予合理的職責，同時弱化地方政府對金融的行政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