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老鼠倉”案之所以受到市場的廣泛關注，不僅是因為李旭利曾是明星基金經理，也不僅是因為該案三次推遲開庭，更是因為此案涉案金額巨大、當事人獲利豐厚。從當初上投摩根的唐建、南方基金的王黎敏，到正在被調查的交銀施羅德的鄭拓及李旭利，涉案“老鼠倉”的基金經理正好達到10位。在五六年時間里，有10位基金經理“落馬”，比率不算低。
盡管基金“老鼠倉”事發后，基本都會被涉案人所在的基金公司定性為“個人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暴露出基金公司的治理結構與內控機制存在弊端。在媒體針對李旭利案進行的網絡調查中，對于“您認為是否應加大私募基金監管？”這個問題，有88.9%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加大查處力度”；對于“您認為內幕交易頻發的主因是什么？”有68.4%的被調查者認為“處罰力度不夠”，另有25.1%的被調查者認為“法律規范不完善”。這一調查結果既反映了投資者的態度，更反映出當前的市場現實。
眾多基金經理“前赴后繼”紛紛掉進“老鼠倉”的泥潭，不僅因為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更因為A股市場存在違規成本低這一致命缺陷。事實上，對于基金“老鼠倉”的懲處，目前的監管機制存在兩大短板：一個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建設不完善，另一個就是懲處不到位。而懲處不到位既包括違規者承擔的刑事責任太輕，也包括民事索賠機制的嚴重缺失。
按照現行監管體制，即使李旭利因“老鼠倉”案受到了應有的懲罰，那些因“老鼠倉”利益受到損害的投資者也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即使從懲罰違規者的角度考慮，僅僅讓其承擔刑事責任而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也是沒有道理的。正是由于懲處機制“跛腳”，才導致眾多基金經理不惜鋌而走險。要改變此種局面，必須建立兩條腿走路的機制，在嚴厲打擊基金“老鼠倉”的同時，啟動針對“老鼠倉”的民事索賠機制。只有讓股市“碩鼠”賠得傾家蕩產，才能起到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