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到西部一個實行農村土地流轉的縣采訪，發現土地流出一方的農民，與土地流入一方的承包大戶之間，收入差距之大令人不忍。
　　幾年前該縣在政府主導下，讓農民成立合作社并把土地集中到中介組織——“土地銀行”對外出租。原本溝壟零散、粗放耕作甚至閑置拋荒的土地向有資金、有技術、有管理經驗的大戶集中，實現了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大戶們蓋起大棚，引進新品種、新技術，農產品俏銷大江南北，大棚每畝年均利潤可達4萬元至20萬元。然而，轉出方的農民從“土地流轉”中卻受益過少——每畝每年租金只有幾百元。
　　按政策，當地農民也可從“土地銀行”租地。但某大學專項調查顯示，該縣“土地流轉”的流入主體是龍頭企業和承包大戶等，他們或自己生產，或將大棚二次轉包給當地的“能人”坐收租金。普通農戶財力有限，筆者接觸的幾個“能人”都是村干部、農業合作社社長等。雖然也有村民在大棚打工獲得了工資性收入，但農民流轉土地的收入，當初既未以市場手段作價，之后也未按供需關系適時調整，很明顯吃了虧，“能人”和普通農戶間收入差距不斷加大。
　　發展經濟旨在改善民生。同樣，發展現代農業的根本目的不是各式大棚鱗次櫛比，不是連片機耕氣勢奪人，而是讓最大多數農民過上好日子。從這個角度出發，有必要對現行各式“土地集中”、“土地流轉”進行審視：
　　要防止“土地流轉”成為少數人的“盛宴”——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強行推行土地流轉的現象。有些地方把政策引導變為行政干預，強制農民流轉土地，侵害他們的經營自主權和合法承包權益；部分基層組織隨意變更甚至撤銷農戶的承包合同，集中土地搞對外招商，強迫承包戶集中流轉。鑒于此，相關管理部門亟須完善監管細節，比如提高土地流轉入市的透明度，規范土地流轉市場交易程序及服務，規定相關利益方的回避制度，禁止那些有可能成為土地流入一方的基層干部代表村民議價。
　　要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切實提高農民土地權益收入——目前一些地方“土地流轉”的租金差別很大，“地租”標準怎么定？誰來定？政府的責任在于制度建設，而非以行政手段決定租價，比如進一步細化土地流轉合同內容，增加流轉地塊肥力、位置等條款，為級差地租提供依據，等等。此外，還應積極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經營制，讓農民享受土地參股的年終分紅。同時還應幫扶農業合作組織發展現代農業，讓農民自己收獲土地增值的甜頭。
　　要完善配套措施，規范土地流轉。政府應以規定租金“下限”和收取保證金、建立流轉基金等方式，防止龍頭企業操控市場肆意壓低租金，或因經營不善拖欠租金。此外還要完善罰則，對定期不繳納或少交租金的用地單位，依法討租或收取抵押等。
　　保障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比單純追求農業產出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