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市人保局和衛生局日前發布的數據，2012年廣州市公務員公費醫療預算資金為14億元，占人保局50億元收支預算近3成，同期廣州市210萬農民醫保費用安排不到8.2億元，遠低于公務員公費醫療的預算資金。數據也顯示，廣州市對城鎮居民和農民的醫療保險財政補貼總額，僅為公費醫療一年花費的52%。
　　公務員公費醫療資金比全市農民醫保費用高出70%，財政對城鎮居民和農民醫療保險的補貼，僅為公費醫療費用的52%，這兩項數據的對比，形象地說明了公費醫療的成本何等高昂。而廣州市公費醫療的現狀，以及所凸顯的公費醫療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在全國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近年來中央和一些地方加緊推進公費醫療改革，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切實降低公務員醫療保障的成本，有效減輕財政的負擔和壓力。
　　目前，我國的基本醫療保險主要包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三部分，參保的農民、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自己交納醫保費，在就醫后按一定比例報銷醫療費用。而公務員（以及部分事業單位職工）享受公費醫療，既不用交納醫保費，就醫后還可以按較高比例報銷醫療費用，他們享有的醫療保障待遇，明顯高于參加醫保的農民、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現在進行公費醫療改革，將公務員醫療保障納入城鎮職工醫保體系，就是要打破公務員與普通參保人員之間的“雙軌制”，逐步實現公務員與普通參保人員醫保待遇均等化。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能夠降低公務員醫療保障的成本，減輕財政負擔和壓力，秘密既在于“開源”（公共財政加大對醫保的投入），更在于大力“節流”。
　　具體而言，公費醫療改革前，公務員既不交納醫保費，而且醫療費用報銷的范圍廣、比例高（有的是全額報銷），其結果是導致普遍的過度醫療和醫療資源的浪費。改革之后，公務員既要自己交納醫保費，同時醫療費用報銷的范圍和比例都受到相應的限制，其結果是過度醫療和醫療資源浪費將大為減少。試想，等到廣州市的公費醫療改革完成后，公務員像其他城鎮職工那樣自己交醫保費，醫療費報銷也受到限制，財政每年為公務員醫療保障實際支付的費用，必將遠遠低于現在每年十幾億元的水平。而且，通過公費醫療改革遏制了公務員就醫中的過度醫療，減少了醫療資源的浪費，但并不會降低醫療服務的質量，不會給公務員享受醫療保障帶來不利影響，相當于財政節約了一大筆錢，同樣辦好該辦的事。
　　以上是公費醫療改革涉及的第一筆“賬”。治理還有一筆“賬”，就是在取消公費醫療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向公務員提供醫療補助，也有必要認真算一下。1998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明確規定，國家公務員在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基礎上，享受醫療補助政策。根據這個規定，各地推行公費醫療改革，主要以兩種方式向公務員提供醫療補助：一種是公務員的醫療費用按城鎮職工醫保標準報銷后，個人負擔的部分由財政按一定比例予以補助；另一種是公務員參加城鎮職工醫保，同時享受財政提供的“補充保險”。這兩種補助，用北京市人保局一名官員的話說，都是為了確保公務員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
　　有人批評說，一邊取消公費醫療，一邊由財政對公務員提供醫療補助，確保他們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這與傳統的公費醫療并無區別，有“換湯不換藥”之嫌。其實，如果深究起來，確保公務員看病報銷補償水平不下降，確保他們的利益在公費醫療改革中不受影響，又有什么不對呢？最好的改革，是在不直接損害社會成員利益的前提下，通過權利、財產關系的重新安排，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增加社會總財富，實現“帕累托最優”。公費醫療改革如果能保證公務員的醫療待遇不降低，同時使其他參保人員的醫療待遇逐步有所提高，那就實現“帕累托最優”，再好不過了。由此算一下公務員享受醫療補助這筆“賬”。一方面，取消公費醫療后，遏制過度醫療和醫療資源浪費“節流”下來的資金，比財政給予公務員的醫療補助要多得多；另一方面，“節流”下來的資金扣除公務員醫療補助，應當用于提高其他參保人員的醫療保障水平。兩相結合，可知實現“帕累托最優”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在公費醫療改革中，上述第一筆“賬”算的是“經濟賬”、“效率賬”，國家財政是最大的贏家；第二筆“賬”算的是“公平賬”，公務員在物質上和醫療待遇上沒有吃虧，其他參保人員的醫療待遇也應當有所提高，逐步實現與公務員醫保待遇均等化。只要注重了公務員和其他參保群體的利益均衡，兼顧了效率與公平兩本“賬”，公費醫療改革沒有理由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