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到溫州金融改革，強調了溫州的金融改革是局部改革，之所以啟動溫州金融改革，和去年八九月溫州企業的困難有一定關系。
　　目前溫州金融改革細則并未出臺，市場充滿期待，而周小川指出：“有的改革要從全局來抓，例如利率、匯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個地方試點，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則套利機會太顯著了。另外一些改革，是要發揮基層的創造力，探索經驗，即使個別事做錯了也沒有關系，都是局部的。”
　　對于溫州試點有可能出現的問題，他重點提了一個關聯交易的問題。“過去發生過新疆德隆等類似的案例。”在他看來，民營成分更多地進入金融機構，而他們在當地的親戚朋友等家族紐帶比別的地方更強，如果搞關聯交易，就很容易出問題。
　　不知周小川行長是否意識到，他這一表態，顯然低估溫州金融改革試點的意義。
　　當然，他提到的匯率和利率的改革肯定是全局性的，是中央政府和全國各界（包括各級政府和市場各主體）的關系，是中央政府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這種不得已的行政命令下達給全國各界的。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匯率和利率制度不是全國性的。盡管少數經濟學家（如哈耶克就著有《貨幣的非國家化》）對國家是貨幣唯一壟斷者有所爭議，但事實上全球所有的國家，無論是市場經濟的，還是別的經濟形式的，無一例外都是由國家中央政府壟斷鑄幣權的；此一項權力的國家壟斷，天然意味著國家不可能放棄對匯率以及利率的壟斷權。
　　從這個角度說，周小川認為溫州的金融試點不可能是全局性，并無錯誤。但這是一個不全面的判斷，從金融市場整個結構來說，溫州金融試點不僅不是地區性的，而且是重要性不低于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全國性的試點。并不因為它產生于溫州企業運行困難的背景下，這一意義就顯得不重要；更不因為試點中有可能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市場風險，就可將之視作一種試錯之后可停的改革。
　　首先，我們從周行長擔心關聯交易來看這個問題。因為有著重大關聯交易的家族性金融機構的歷史悠久，成功案例甚多；比之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它們在創新能力、規范程度和市場競爭力上要強很多。如摩根士丹利和幾乎成為神話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都是。甚至在中國進入現代史之后消失的古老的山西錢莊，它們曾經赫然數百年的歷史留下的企業文化，以及在明清兩朝中國經濟上曾經起過的白銀帝國的作用，恐怕也不是目前的國有金融機構可以媲美的。
　　其次，溫州金融改革的意義，不在于提醒市場有風險，監管要有力度（如對關聯交易的監管），而是在于政府要意識到中國民間資本的力量日益強大，它們需要得到政府認可的合法性。假如說這是改革，就是政府向民間資本放權的改革；假如說是創新，卻不是金融市場交易的創新，而是存量金融民間服務，需要政府認可并形成穩定和長期化制度的創新。這樣的改革和創新，也是全局性的。
　　溫州民間資本的大規模存量金融交易得不到認可的情況，不僅在和溫州一樣民間經濟發達的地區存在（如福建、廣東），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也有，問題甚至更突出（如河北孫大午案）。溫州在這樣的制度缺乏的困境之中凸顯出來，主要可能因為溫州的民間資本一向活躍，一向以投機的熱錢出現在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地。溫州能夠試點，也許還和一個偶然的悲情故事有關——即吳英非法集資案。
　　總之，溫州的試點不是局部的中國金融改革；要是把它看成局部試點，有錯就準備關掉，中國就不可能有什么金融改革是全面的了！道理簡單，因為沒有民間資本市場交易的合法化，中國匯率和利率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基礎。市場，包括被國家壟斷鑄幣權的金融市場，都不是政府的市場，而是民間交易的市場（消費者的市場）。作為市場的參與主體之一，政府的責任是制度建立，其最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承認和規范民間交易的合法性。而不是因為擔心民間交易的不規范，就不給民間交易以合法性。
　　要是從擔心民間金融不規范出風險的角度，將溫州的金融改革視為試錯性的、局部性的，那么試問——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財政部及其下屬的匯金公司占有絕對控股權，且其大量的信貸資產都投入單一大股東國資委的下屬企業，而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從國家對國有資本預算管理的角度來說，都是財政部的事權，這是不是嚴重的關聯交易呢？假如市場出現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又由誰承擔風險和彌補損失呢？
　　總之，溫州的金融改革毫無疑問是全局性的，它考驗的不是具體的匯率利率制度以及某些貨幣政策的實施，而是中國政府將建立什么樣的金融市場——是國家分配的市場，還是民間交易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