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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體披露了杭州西湖邊金庸先生捐贈的“云松書社”被改作帶有會所性質的營業場所的新聞，隨即引起了境內外各方人士的關注。
事實上，西湖有關會所的爭議，已經不止一次，最后的結果總是，被曝光的會所被迫整改或做出讓步，媒體則以這樣那樣的原因見好就收。雙方鳴金收兵，各自得勝回朝。而私底下，開辦會所的暗流依然波濤洶涌，沒有停止的跡象。民間有人統計，現在西湖風景區的各種會所恐怕已有幾十家之多。
對西湖邊的會所，實際上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即肯定派和否定派。肯定派認為，西湖經過多年整治，一些騰空的房子，不適合用于文化陳列和經營服務的，辦會所是一個“雙贏”的格局，管理部門增加了收入，有錢單位找到了適宜的休憩之處。否定派認為，這是蠶食公共資源，借“開放、搞活”的名義將風景資源的利益私有化、部門化。每當媒體曝光西湖會所問題的時候，肯定派采取低調應對，以“不知情”自居，進而則讓下家出面道歉，賠不是。風頭一過，一切依然故我。否定派雖然占據了道德制高點，但缺乏權力的支撐，實際上是一事無成。如果不愿當宋江，時間一長，也就人困馬乏，只好不了了之。
筆者作為否定派的一員，一直在想，為什么這個問題幾年下來，各說各話，基本無解？竊以為，包括西湖在內的風景區出現的“會所熱”，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深層次的經濟原因。肯定派作為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輕言放棄。也就是說，至少在我們國家完成向規范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成功轉型以前，這種既得利益至上的局面很難有實質性的改變。
那么，在當前階段，會所問題真的就無解了嗎？也不是。我想，能否改變以往“非黑即白”的習慣性思維模式，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條中間的道路，以作為現階段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適度、可控、透明、公開”這八個字和規范化管理的原則。這雖然不是全面徹底解決會所問題的良方，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矛盾，把矛盾限制在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框架以內。說好聽點，這是從實際出發；說難聽點，這是折衷主義。但不管怎樣，提出來討論討論總是可以的。具體的做法可以歸納為下面三條：
一，前期充分認證。既然主管單位認為有些房屋既不適合做文化展示，又不合適做向廣大游客開放的服務設施，那么，就應該對它們進行必要的認證，以證明主管單位所說不虛。另外，具備這些條件的房舍應該是不多的，所以必須實行總量控制。至于認證的方式，可以多樣化，既可以是專家論證，也可以網上公示。只要杭州老百姓沒有意見，就不必一定要請專家論證了。這樣，我們這些“專家”也可避免因論證而有向主管部門叫板要權的瓜田李下之嫌了。
二，過程透明公開。對于擬作為會所的場所，一律采用公開招標的形式，做到公開、公平、公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并爭取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現在，由于會所尚未“除罪化”，會所的轉讓承租基本上是私下進行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暗箱操作的許多弊病。承租時間、承租價格帶有很大的隨意性，高低落差很大。有的幾經轉手，滋生很多尋租的空間。這些都是從臺面上就可以看到的問題。
三，嚴格監管程序。現在出讓的會所，理論上主管單位也可以監管，但實際上很不到位。所謂監管實際上淪落到要經營單位少惹事、少添麻煩的境地。有些租賃單位，自恃財大氣粗，加上沒有明確的約束，對現有建筑肆意進行幅度很大的改建和裝修，有的破壞了原有的空間布局，有的把原有的裝飾全部扒掉，換成自己喜愛的新花樣。這次媒體披露云松書社把金庸捐贈的圖書和金庸用過的家具全部搬出書社另作他用的情況，就是觸目驚心的例子。
所以真正的監管，應該把對建筑、環境、室內陳設、裝修等要素納入監管體系，并訂立嚴格的懲罰措施。主管部門如果失職，也應當承擔必要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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