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武漢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時表示，要貫徹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堅持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次中央再度突出強調穩增長，反映當前內需不足、部分行業和企業效益下降等矛盾日益突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4月份經濟數據非常不樂觀，尤其財政收入的大幅回落更證實經濟增速回落要高于預期。與此同時，從最近油電價和蔬菜等居民消費商品價格上漲等現象，不難發現當前真實物價形勢也不是特別理想。
　　在這種形勢下，穩增長開始主導宏觀政策。繼商務部高調提出保10%的外需增長目標，發改委低調放松政府投資項目審批后，近日央行也配合性地下調0.5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這使得積極財政與寬松貨幣再度合璧，擔當起保增長重任。中央層面則突出地把實施結構性減稅作為穩增長的重要舉措，但鑒于經濟收縮有一定的內生性，單憑結構性減稅而無新需求創造，很難實現穩增長，而要有效穩增長還需倚重以投資主導的積極財政投資。事實上，目前政府主導投資業已再度活躍，如近日鐵道部發行的今年第一期短融券說明書顯示，去年年末鐵道部獲得銀行意向授信規模超過2萬億元，反映以高鐵等鐵路投資主導的政府投資將再度加速，成為保增長的主要推力之一。
　　時過境遷，本次財政貨幣雙雙出手的刺激效果不僅難顯2009年以來之成效，相反可能致使經濟加速滯脹化。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多重困局，首先表現為增長與通脹的矛盾。其次表現為經濟失速與地方債務緊縮之間的沖突。當前政府財政高增長和高舉債能力是建立在高投資持續的前提下，一旦投資失速地方債務緊縮風險就會暴露。
　　貨幣政策效率很可能大不如前。在內外需萎縮、高庫存的情況下，經濟體內的內生性信用創造下降，盡管央行以降存準率釋放流動性，但新釋放的流動性很難填補信用創造萎靡帶來的缺口。同時，經濟萎靡將使財政收入呈持續下降態勢，地方政府難以籌集到有效儲蓄資源，因此，高投資—高財政收入模式也難以延續。當前縱然銀行系統可通過借新換舊的債務展期方式，暫時避免地方債務緊縮推高銀行資產不良率，但任何債務展期意味著地方債務如滾雪球般放大，進而掐斷地方政府以高投資撬動財政高增長之鏈條。單以一年期6.56%的貸款利率計，巨額地方債務就面臨不小的利息支出。何況，目前人口老齡化下，地方財政將面臨社保等支出增長壓力。
　　不僅如此，在經濟減速、財政減收的情況下，最終將使結構性減稅改革面臨壓力。毫無疑問，在上一輪巨額財政刺激計劃已削弱政府投資潛力的情況下，推動減稅的確可刺激私人部門投資。不過，債務緊縮和財政減收很可能使結構性減稅蛻變成結構性增稅，地方政府面對財政收入減少和債務負擔，將不可避免地挖掘稅源，強化征管，拓寬非稅收來源，如目前各地試點房產稅，國稅總局和財政部收緊稅前抵扣標準等，都意味著當前稅制改革更傾向于結構性增稅。而這最終將增加私人部門真實稅負，遏制私人部門投資活動，并陷入經濟減速和財政減收的惡性循環。
　　由此可見，在上述種種矛盾的困境面前，單純的財政貨幣刺激將加劇經濟滯脹，因為一旦政府和國企主導的投資再度成為穩增長的主要推力，一則中國長期積累起的部分外匯儲備將被低效的投資沉淀化，二則央行貨幣政策定向政府和國企寬松，將在不斷邊緣化私人部門的同時，抬高國內真實通脹指數；而減稅則在財政減收下難以得到真正落實。
　　顯然，這在實踐中將與當前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等政策，難以合拍。殊不知，其一，不論是減稅還是做實非公36條，引導私企投資國企壟斷領域，私企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場化改革，改變這些國企壟斷行業的競爭結構和競爭邊界，無法借助改革提供適合私企的市場競爭環境，政策的激勵無法清除橫亙在私企的玻璃門和彈簧門問題。其二，當前穩增長依然依靠政府控制的經濟部門，私企進入國企壟斷領域恰在削弱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力，加之銀行趨于謹慎，向私企提供金融支持的風險相對要高于國企，高風險溢價體現在信貸利率高，這將削弱私企的信貸需求。
　　因此，要走出經濟滯脹困局，亟須實質性的放權讓利改革，如加速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通過立法促使國企逐漸退出不存在市場外部性的領域，推進由流轉稅主導向所得稅主導的整體稅制改革；同時，盡快私有化政府投資項目，壓縮存量負債、遏制增量負債，并加快行政體制改革，逐漸剝離政府的經濟建設功能，重構市場的競爭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