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而有效的公車改革，應當“有獎”“有罰”。對那些主動探索公車改革試點的地方應該有所激勵；同時讓“公車超標”者受到應有的制裁。
　　近日，一組陜西省榆林市奢華公務車的圖片受到網友圍觀。新華社的一則報道稱，網上曝光的25輛超標車中，有9輛已被證實屬公務超標車，其中部分車輛已被封存。據介紹，目前榆林市共封存超標違規車輛153輛正待分類處理。榆林市紀委表示，曝光的和沒曝光的凡屬嚴重超標公務車，都將予以收繳封存和拍賣。
　　這只是眾多因“網友曝”而備受輿論關注的“豪華公車事件”中的一例。還有更多的豪華公車正在公眾的眼皮底下招搖過市。如果從1994年《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頒行起算，中國的公車改革已經走過了18個年頭——但公車私用、公車配備超標等仍在公眾身邊存在著。
　　阻擊公車腐敗、重建政府公信，需要持續而有效的改革，應當“有獎”“有罰”。所謂“有獎”，就是對那些主動探索公車改革試點的地方應該有所激勵；所謂“有罰”，就是要讓法規從字面落到地面，讓“公車超標”者受到應有的制裁。
　　從榆林官方對“奢華公車事件”的回應來看，還僅僅停留在“收繳封存和拍賣”——這都是對“公車”的處理。而我們知道，超標的是公車，但違法違規的卻是做出決策的官員。所以，處置公車超標的要害其實不在車，而在“人”。只有讓違規官員受到較之享用奢華公車嚴厲得多的懲罰，公車超標的勢頭才有得到遏制的可能。
　　治理其他形式的公車腐敗也是一樣。所有的公車改革，都應著力在“公權”而不是“公車”；除了健全相應的車改規范和程序之外，更重要的是對現行法律法規的執行。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對民聲的回應，主動推進了有關車改的地方性實踐。比如杭州、溫州等等。從官方披露的信息來看，這些地方性車改成效顯著。且不說評價標準、評價體系為何，假設地方性車改確實涌現出了好的措施和先進經驗，問題在于，這些成功的車改經驗，又可透過何渠道向全國推行呢？
　　對地方車改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源于這些改革實踐始終處于一種自發自覺的狀態——它主要依賴于某任領導的道德認知，而不是依賴于某項穩定的制度。車改的背后都有制度，但通常是由開明官員推動的地方性制度。不可否認，基于車改直接觸犯官員的既得利益，很多地方官員均還沒有“革自己命”的車改決心。這說明，車改既需要地方性實踐，更需要中央政府對地方車改經驗的認同和推廣。
　　特別要提醒的是，車改不僅需要“頂層設計”，在制度上還需要更為具體的責任體系。比如明確公車超標的罰則，處罰的對象不是“車”，而是責任官員。這里的責任官員，既包括違規批準者，也包括乘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