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外經濟形勢風云突變的情況下，“穩定”正成為關乎經濟大局的關鍵。在湖北等地調研期間，溫家寶總理關于“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的定調為未來宏觀調控指明方向。與此同時，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工信部等部門也在密集調研，為應對經濟進一步下滑做好政策儲備。
金融危機以來，經歷幾次宏觀調控的輪回，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基調再次回歸“增長”，增長目標的優先級再次提升，說明決策層確實對當前經濟形勢和增長前景比較憂慮。
經濟增長之困受制于內外壓力：內需低迷、外需乏力，“投資、消費”同步回落，供給端與需求端同步趨緊。企業利潤率、財政收入、工業生產、出口訂單、房地產價格等全面下滑。特別是用來評估經濟增長的三個敏感變量——用電量、工業增加值和銀行放貸總額，下降幅度更是遠超預期，表明增長動能在繼續衰減。以工業增加值為例，4月同比增長9.3%，比3月份的11.9%下降了2.6個百分點。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12%的工業增加值大致對應8%的GDP增速，4月份的數據預示著二季度GDP增速很可能回落至7.5%左右。經濟增速的加速下滑，已經逼近決策層的調控底線，并直接考驗政府對于經濟減緩的容忍度。
那么，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困境則是決定宏觀政策著力點的前提。四年多時間，全球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之后，世界經濟似乎又被打回到了“原點”。我們面臨的遠遠不是一場周期性危機，而是經濟全球化以來的一次結構性大危機：是發達國家長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債務危機；是儲蓄國與消費國之間的失衡性危機；是全球舊有增長模式的危機，這些都不可能通過反周期的政策刺激得以解決，但是面對著全球經濟形勢驟然惡化，各大經濟體再次發出支持經濟增長的強烈信號。
中國經濟處于一個轉型的“空檔期”：從中長期看，全要素生產率正在趨勢性放緩，隨著外部需求不足帶來的市場萎縮，勞動力成本上升、貨幣升值以及環境、資源等瓶頸約束，傳統低成本的優勢正逐步消失，原來“重工業支撐、出口支撐、投資支撐”的高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但內需以及新興產業的轉換動力又沒有接續上來，這樣，“空檔期”帶來的經濟增長回落一定是一個必然經歷的陣痛過程。但是另一方面，為了“穩增長”，抵抗經濟加速下滑勢頭，所采取的政策又不可避免地具有追求短期增長目標的自然傾向，使經濟陷入對刺激性政策的過度依賴之中，進而延緩經濟內生動力的形成，這也許才是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最大矛盾。
因此，如何讓短期政策產生可持續的效果，避免政策刺激帶來的后遺癥，正考驗決策層的智慧。就目前的中國發展現狀而言，擴大內需，還未到消費馬上接力的階段，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和力度沒有問題，但問題是投資去向如何。中國一直以來重視的是“硬投資(比如基礎設施、機械設備投資)”，而忽視“軟投資(研發和技術投資、教育投資)”。我們既要穩定今天的增長需求，更要著眼于提升長期經濟增長質量的未來需求，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中國經濟步入良性發展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