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增長方式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是中國經濟“后危機”期間的核心議題，也顯系高層所確立的一種新的增長戰略。這個戰略所直接面對的挑戰，無疑是“中等收入陷阱”，該“陷阱”的“出口”是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經濟體”之“門檻”收入水平。20多年前這個門檻收入是人均國民收入6千美金，時下當在1.2萬美金以上。2011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接近5千美金，距離這個“門檻”還有相當距離！
邏輯上推斷，以轉變增長方式為政策著力點，不斷創造或挖掘出新的增長動因，就能推動經濟快速平穩增長。這個推斷引申到產業層面，就成了以產業轉型升級推動經濟快速平穩增長了。然而若略微翻一下先行工業化國家經濟史，便會發現，這個戰略預期是沒有先例的。因為其后面隱含著一個邏輯，這便是無衰退的產業升級。
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史顯示，產業層面大的調整或我們所說的轉型與升級，多半發生在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之后。沒有衰退的產業轉型升級未有先例。無論是多產業聯動的轉型升級還是單個行業的技術升級，概莫能外。這方面案例多多，尤以美國經濟最近的經歷最突出，也最具啟示意義。
美國最近一次大規模的產業轉型升級，發生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主線是制造業揚棄了長期形成的傳統產業，以一個全新的以IT產業為龍頭的新興產業取而代之。表面上看，此次產業轉型升級似乎是與經濟強勁增長同步發生的，實際則不然。實際的演化軌跡是，產業轉型升級是以一場曠日持久的“滯漲”為前奏的。1970年代的經濟停滯與通脹并發癥，逼出了政府經濟政策與體制的大調整與“里根經濟學”。恰是經濟體制與政策的大調整，促成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同時最具全球影響力的產業轉型與升級。不僅如此，即便在1980年到2007年的經濟長期繁榮期間，美國經濟也經歷了多次衰退，衰退實際上為下一輪產業轉型升級積蓄了能量，因而可視為產業轉型升級的“加速器”。
同樣的例子在德國和日本戰后經濟史中也能看到。這些經濟的集約型高增長都以周期性的經濟衰退為“休止符”的，而每一次經濟衰退過后，都會發生或大或小的產業轉型升級。其中日本1980年代對此前形成的“重厚長大”產業的揚棄和“輕薄短小”產業的崛起，恰是以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引發的衰退為契機的，德國制造業的高技術化，也是以周期性經濟衰退為契機的。
歷史何以如此展開？原因很簡單，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硬的約束條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種“裸泳者”出局的市場競爭環境，迫使那些在產業與行業粗放擴展期間“裸泳”的低效率企業淘汰出局。經濟衰退恰恰發揮了這種作用，加速了市場優勝劣汰進程，抽緊了企業與產業擴張的約束條件，迫使企業乃至整個產業去尋找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