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轉型與改革已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迫切要求市場化改革導向的戰略性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關鍵在于轉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改變收入分配格局，推進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經過20年的努力探索，中國已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20年來也積累了一些不公平不可持續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今天，中國的轉型與改革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迫切要求市場化改革導向的戰略性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實現這一轉變，決定著中國轉型與改革的成敗，決定著中國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前景。

　　改變政府主導，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

　　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的產物和過渡性體制安排，適應了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問題在于，這種增長方式過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場作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大，忽視公平和可持續發展。不改變政府主導，難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難以改變總量擴張型的增長模式。就是說，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需要盡快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
　　1.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改變政府主導。
　　與歐美國家不同，中國的潛在消費需求規模巨大，經濟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上升通道。我們估算，中國潛在居民消費需求規模將從2011年的16萬億元提高到2020年的50萬億元左右，這將為未來10年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要使這個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釋放出來，不僅取決于政策調整，更取決于市場制度的安排與市場環境的優化。
　　為什么過去10多年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而潛在消費需求始終難以釋放？2000年-2010年，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到47.4%，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3.8%。這個悖論的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成為一種很強的慣性力量，牽引著國民經濟長期在投資主導的軌道上運行，導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影響了居民消費預期和消費傾向，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提升。
　　與此同時，政府主導過度傾向重化工業，導致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使供給結構難以適應全社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由此，加大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這就需要盡快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實現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
　　2.調整優化投資結構需要改變政府主導。
　　中國有巨大的消費需求，也有巨大的投資需求。未來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至少還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從短期看，投資對保增長是重要的。從中長期看，投資只有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才能有效地轉化為消費，才能形成巨大的內在增長動力。這就需要把投資有機地融入消費主導的轉型進程中。市場經濟的實踐一再說明，經濟結構轉型、投資結構優化，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產物，而不主要是行政干預的結果。
　　現實的突出問題在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過于依賴投資，過于依賴資源能源消耗、過于偏向重化工業，導致投資結構扭曲，難以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這種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主要依賴行政力量的推動，是不可持續的。應以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為導向，利用市場機制調整優化投資結構，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資規模的同時，為中長期走向消費主導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3.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需要改變政府主導。
　　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使行政權力主導資源配置，導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較嚴重的浪費。土地、資源、資本、勞動等要素價格人為壓低，客觀上刺激了投資沖動，使投資擠占居民消費；更為重要的是，導致資源配置與社會需求脫節，增加擴大居民消費的困難。
　　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必然形成弱化市場的傾向，造成某些市場化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中國30多年的實踐說明，任何其他機制，包括政府在內，都不能取代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中心地位。改變政府主導，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場，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防止和糾正“市場失靈”。

　　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以公益性為目標推進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

　　發展方式轉變，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改變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投資結構，重在國有資本的合理配置；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順利益關系，需要國有資本及其收益能夠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來源。10年前中央政府就強調，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10年后的今天，盡管國有資本的戰略性重組有重要進展，但在一般競爭性領域規模過大、范圍過寬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
　　1.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需要確立公益性的戰略目標。
　　毫無疑問，這些年在做大國有資本方面取得重要成績，對此需要充分肯定。但是，國有資本運營缺乏應有的公益性、盈利性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明顯偏低，也是不可忽視的突出問題。從公共產品短缺的基本國情出發，建議把公益性作為國有資本戰略性調整的目標和重點。
　　這是因為，第一，國有資本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會資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第二，把公益性作為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的戰略目標，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有利于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第三，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是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變化升級的客觀要求；第四，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就是把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這不是削弱而是在強化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控制力。
　　2.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加快實現國有資本的公益性回歸。
　　主要建議是：第一，適應國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調整投資結構，使新增國有資本投資主要配置在自然壟斷領域、公共產品領域、以及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領域；第二，國有資本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重點轉移到公共產品領域；第三，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集中配置在事關中長期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和高科技等新興戰略產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競爭，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第四，對確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要提高收租分紅比例，爭取5年左右由目前的10-15%，提高到25%左右，并將收租分紅收益主要投入到社會公益領域，使城鄉居民直接受益。
　　3.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需要加快壟斷行業改革。
　　強調把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領域，重要的目的是通過打破壟斷，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而促進優勝劣汰。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改變國有資本配置格局的具體建議是：第一，對改革嚴重滯后的鐵路、鹽業等行業，盡快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第二，對電力、電信、石油、民航、郵政等行業，應將自然壟斷和競爭環節切實分開，在自然壟斷環節強調國有資本主導，在競爭性環節對民營經濟放開；第三，對城市公用事業，要盡快健全特許經營制度，形成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以破除行政壟斷為重點，深入推進國有資本有進有退的戰略性調整，在提升國有資本配置公益性的同時，擴大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為民營經濟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形成公平分配的利益關系

　　中國“十二五”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寄希望于通過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釋放全社會的消費潛力，形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新格局。多年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嚴重滯后，使國民收入分配呈現出體制性、機制性失衡，并且有不斷惡化的趨勢。突出表現為國民財富分配長期向政府與企業傾斜，城鄉、區域和不同行業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某些領域收入分配秩序混亂，既得利益不斷膨脹等。這種國民收入分配現狀，不僅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下滑，使投資與消費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增大了經濟社會風險，構成經濟社會生活的嚴峻挑戰。
　　1.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
　　現行的增長方式事實上具有國富優先發展的特征，國家生產能力的提升快于老百姓消費能力的提升。具體表現為：GDP增速長期快于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速；國家財政收入長期成倍快于GDP增速；國有資本擴張速度長期快于GDP增速。應當說，國富優先是一種過渡性的增長方式，它對于做大經濟總量、改變短缺經濟有著歷史性貢獻。
　　未來5-10年，中國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基礎和前提都在于提升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這就需要確立民富優先的發展導向，加快推進以民富優先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改革，構建民富優先發展的體制機制。第一，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力度，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第三，加快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切實改善民生。未來一、兩年，能否以民富優先破題收入分配改革，對消費主導的轉型具有牽動全局的決定性影響。
　　2.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著力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
　　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少、比重低，目前只有20%左右；更重要的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安排嚴重缺失，很難支撐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這就需要盡快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快速發展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環境，并努力在未來10年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爭取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達到40%左右。在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快速推進的大背景下，實現這個目標是有可能性的。
　　有研究預測，2025年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有可能達到5.2億人。在我看來，關鍵是要有實實在在的措施。例如：第一，改革制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稅制結構，對城鄉居民實施全面的結構性減稅，使國民財富更多地向居民傾斜；第二，加強居民財產權利保護，尤其是保障廣大農民的土地財產權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機制，使農村居民通過土地要素增值來積累財富。
　　3.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需要以公開透明為重點理順收入分配秩序。
　　從現實情況看，利益關系失衡突出表現在收入分配秩序混亂上。既得利益者希望固化現有的利益格局，希望通過維持現有的某些制度安排，以不斷獲取所謂合法的高收入。這樣，權力尋租就會有增無減，各種名堂的灰色收入也會有增無減，部門利益、行業利益更會有增無減。這些亂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國民收入分配公開透明的基礎性制度的缺失。
　　面對利益關系嚴重失衡的現狀，現在到了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進財產公開透明的時候了：第一，盡快建立居民收入登記制度與完善的納稅申報制度，爭取“十二五”末期覆蓋所有的城鎮居民，2020年覆蓋所有的城鄉居民；第二，未來2-3年全面推進官員財產公開；第三，“十二五”全面實現財政預決算的公開透明。應當說，以公開透明為重點理順收入分配秩序，主要不是技術條件具不具備的問題，而是改革有沒有決心與魄力的問題。
　　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關鍵在于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與政府改革：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關鍵在于能不能扭轉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能不能實質性推進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體制改革；以公益性為導向改變國有資本配置的格局，關鍵在于政府職能轉變能不能到位，某些競爭性領域的行政性壟斷能不能實質性打破；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關鍵在于能不能改變政府的自身利益傾向，取消各種形形色色的特權，并盡快出臺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破解公平分配的難題。
　　以公平可持續為導向引領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場化改革，比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更具有時代意義，也更具有挑戰性，需要付出更為艱辛、更為長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