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世界經濟脫離了“金本位”下自動調整均衡的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美元主導的“信用本位”下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伴隨著持續的貿易逆差，美國向世界輸出了大量的美元，從而確保了經濟全球化狀態下國際投資和貿易不斷發展所產生的對貨幣流動性的巨大需求，但是，自2008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深陷“特里芬兩難”困境的美元，終于打破了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發揮的流動性、穩定性和主導性作用的平衡功能。而挑戰美元脆弱性的歐元體系，也因為經濟周期向下調整速度的加快，金融機構“現金為王”的風險管理戰略的啟動，以及由此引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惡化所擊倒，從而讓本世紀崛起的歐元根本無法承擔世界所期待的另一個由超主權貨幣所帶來的能夠支撐全球經濟發展的“貨幣錨”機制。
　　另一方面，令我們擔心的是，歐美的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為了挽救自己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不得不放任各種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從而導致了世界經濟依然低迷狀態下的流動性泛濫問題，比如，全球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價格出現非理性的飆升，沒有基本面支撐的匯市、股市、債市和期市等金融市場上的資產價格大起大落，這種由短期投機套利行為引起的動蕩不僅嚴重地影響了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而且重創了東亞這種依賴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來強化對外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模式。不僅如此，像中國這樣擁有大量美元和歐元資產的東亞國家也面臨著財富嚴重縮水的風險。
　　即便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已經單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抗衡輸入型通脹和外匯占款的壓力，但是，在歐美依然保持“低利率政策”的環境下，大量追逐高收益的海外游資還是會源源不斷地沖向儲蓄高、增長快、匯率穩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從而導致那里的政府不得不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但效果卻大打折扣，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因此，改革當前經濟低迷和危機狀態下的國際貨幣體系治理方式就顯得刻不容緩，而且意義重大。雖然這一巨大的挑戰來得有些突然，讓政界、學界和業界短時間內無法達成鮮明的共識，但是，大家已經開始對多種改革提案的優劣比較和論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管最終是走向世界統一貨幣的模式，還是出現競爭互補的多個大國貨幣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管是以維護當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作為改革的切入點，還是反映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利益的儲備資產“SDR化”的改革方向，達成全球共識和強化國際政策協調是首要條件。為此，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復旦大學“上海論壇”金融分論壇上所探討的東亞金融合作模式、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主題，對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治理模式的優化和支持經濟全球化的貨幣功能的平衡上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本文系“上海論壇”金融分論壇的主題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