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需不振，外需乏力的影響下，中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長8.1%，單季回落幅度較去年末有所擴大，且創下近三年來最低增幅（前次低點是2009年2季度的7.9%）。由此，各方對中國經濟大幅減速，甚至“硬著陸”的擔憂也越來越多，到底應該如何理性客觀地看待8.1%的增長？
　　事實上，在試圖尋找新推力的全球“弱增長”格局中，中國經濟仍是一抹亮色。現在全球經濟并沒有完全從2008年金融危機走出來。無論美國、歐洲還是日本，發達經濟體都呈現弱增長格局。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經濟仍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8.1%的增長在全球弱勢增長格局中是較高水平的增長，相對中國前些年“超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將步入一個“合理增長”階段。
　　中國要習慣“降速”。應該看到，中國正在告別兩位數的增長，以往中國經歷了十年“超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這有勞動力供給的快速增長，高儲蓄率支持的資本存量的擴張以及生產效率提高三個方面的貢獻。然而，未來由高儲蓄—高投資率支持的資本存量擴張正發生趨勢性改變。
　　從中長期看，中國正處在一個增長放緩的長周期的開始階段。隨著紅利的衰減，潛在增長率開始下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基礎性因素，包括內生、外生，需求、供給都將發生重大的變化，盡管變化的過程是平滑的、緩慢的，但從趨勢上講已接近或達到拐點。
　　首先，未來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將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勞動力成本提升，整體經濟進入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階段。這就預示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資本回報率將持續下降。
　　與此同時，伴隨著我國勞動力大規模再配置的進程趨于尾聲，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也將趨于減速。2010年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已達到46.9%，超過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的歷史峰值。據此判斷，第二產業很難再出現大的擴張，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將會出現下降。隨著“人口紅利”衰減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放緩。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將由加速階段轉變為減速階段，預計今后城鎮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左右，很難再現“九五”、“十五”期間每年1.35-1.45個百分點的增幅。
　　其次，“資源紅利”衰減后經濟增長面臨資源環境瓶頸。中國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資源供給約束、環境質量約束、生態容量約束和氣候變化約束。由于資源本身具有難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斷耗竭資源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必將不可持續。
　　最后，全球增長格局演變。從中長期看，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導致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出現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沖突。特別是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周期貿易政策盛行等五大因素的影響下，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將步入遞減區域，中國依靠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以及“要素驅動型”模式已到盡頭，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亟待實現重大轉換。
　　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以往過去那種“雙位數”增長不可維持，也不應維持。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將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在速度降下來的同時，把質量提上去”。未來中國必須加快要素結構升級，通過人力資本提升、技術提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型”向“效率驅動型”轉變已經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當然，在整體要素結構升級的過程中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要和資源稟賦相適應，結構調整也不要過于劇烈，這樣可以避免在“要素紅利”形勢逆轉下，比較優勢出現真空的狀態。因此，現在最好的延續方式就是拉動內需，一邊升級產業結構，一邊挖掘要素紅利的潛在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