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信息北京4月16日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4月16日刊載美國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塞巴斯蒂安·馬拉比的一篇文章，題為《堵稅制漏洞勝于對富人加稅》，摘編如下：
　　任何一位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懷疑美國最終必須增稅。美國目前的預算赤字已難以為繼，而其稅收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在經合組織(OECD)當中是最低的。上世紀90年代的歷史表明，美國可以在不損其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稅收。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成功經驗。以瑞典為例，該國稅收為GDP的53%，在過去10年里增長快于美國。而把州和地方政府計算在內，美國稅收僅為GDP的32%。以上這些事實表明，很不幸地，共和黨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的頭腦不夠清醒。
　　同樣，任何一位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懷疑美國必須借助稅收制度緩解社會不公。一定程度的不公是有好處的：它對冒險和努力進取構成了激勵。但過分不公則有明顯的害處：它損害了重視才能的精英體制。隨著財富和收入差距的擴大，那些具有才華的窮孩子越來越難以同手持iPhone、社會關系廣、花重金接受教育的富孩子展開競爭了。這種局面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破壞性、在道義上不公平，而且極大地浪費人力資本。
　　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奧巴馬呼吁實施巴菲特稅是正確的。但當他這么做時，不過是使我們想起，為什么他如此令人失望。
　　為什么這么說呢?畢竟，巴菲特稅將增加可喜的稅收，它要求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人按最低30%的稅率繳納聯邦所得稅，以歷史或國際標準衡量，這個水平都很難算得上重。推出巴菲特稅也是聰明的政治舉動：即便最強烈反對征稅的共和黨人也不會為一項億萬富翁的納稅稅率比其秘書還低的制度辯護。上周，米特·羅姆尼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幾成定局，奧巴馬恰在此時在巴菲特稅上大做文章，正好提醒選民他的競爭對手尷尬地享受著低稅率。人們對羅姆尼的傲慢感到驚訝——他竟然以為這不會對他競選總統構成麻煩。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聰明的競選策略根本代替不了嚴肅的提案。奧巴馬在巴菲特稅上大費口舌，但在贏得主導一次明智改革的權力上，他正在喪失最佳機會，而這一改革本應成為他在下一任期的核心任務。
　　百萬富翁享受低于20%的所得稅率，是因為美國稅法中充斥著復雜的扭曲之處。可事與愿違的是，巴菲特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帶來了更大的扭曲。巴菲特稅的主張是，富人應當計算(或者花錢請會計師計算)自己的稅務負擔。如果稅負低于收入的30%，那么他們就應適用巴菲特稅30%的最低稅率。這為那些收入為95萬美元、向聯邦納稅15%的家庭提供了有趣的“激勵”。可以想見，這些家庭將不想再多賺那5萬美元。
　　不用這種方式打擊富人，而是堵住他們的納稅漏洞會有更好的效果。最明顯的漏洞是臭名昭著的抵押貸款利息扣減，它不但造成減稅，而且帶來巨大的成本。美國人可以在其應稅收入中扣減最高100萬美元的抵押貸款利息。顯而易見，只有富人才會有這么高的抵押貸款。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當你富到適用最高一檔所得稅稅率時，扣減額也會上升。你可能以為，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奧巴馬會鼓起足夠的勇氣，結束對貸款的補貼。但顯然，他被抵押貸款利益集團嚇著了。
　　接下來，奧巴馬可以支持投資收入和普通收入的稅收均等化。這也能提高稅收，同時也是更進步的舉措；大多數投資收入都流向了富人，并且為巴菲特和羅姆尼這類大亨享受的低稅率做出了巨大貢獻。為避免對股息重復征稅，奧巴馬還可以取消企業所得稅，這一稅種既麻煩又效率低下。對資本利得和工資薪金同等征稅，可不是什么怪異的左派做法。它曾得到羅納德·里根的大力支持。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美國稅法中的彎彎繞比百老匯演員的發型還要多。五花八門的優惠、豁免和扣減使政府每年減少的收入達到驚人的1萬億美元，與之相比，巴菲特稅增加的50億美元左右稅收微不足道。如果奧巴馬先前有勇氣解決這些漏洞，本可以解決預算赤字問題、抑制社會不公，甚至可以通過降低邊際稅率來增加激勵。總統有這個口才向選民解釋清楚這些。但他聽任自己被政治助手們束縛住手腳，而他們的工作是贏得總統選舉，而不是為整個國家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