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經濟轉型也一直被期待。從“九五計劃”首次明確提出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即經濟增長的轉變和經濟體制的轉變，至今已有近30年，但在包括人口紅利、制度性變革、全球化擴展等因素的共同推動下，中國的后發優勢尚在逐漸釋放階段，所以造成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不斷提升，但經濟轉型還一直停留在由量變積累到質變前夜的局面。
　　2008年蔓延至今的國際金融危機，首先打破了中國經濟運行既有的外部條件，外部需求出現逆轉之勢。雖然中國政府實施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但舊有經濟結構中的一些矛盾也迅速表現出來，尤其是，中國經濟一直以來最富活力的地區已陸續呈現新的問題，如溫州民間融資危機、深圳主要經濟數據出現罕見的負增長，京、滬、穗、渝等城市前兩個月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
　　這些局部異變真實反映出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最大難題，即中國經濟的排頭兵如何提前跨過轉型大關。這再一次提醒經濟分析者們，分析中國經濟問題不僅要會用望遠鏡（分析整體宏觀數據），還要會用顯微鏡（分析局部樣板）。
　　本文試圖以顯微鏡的視角來闡述中國經濟轉型問題。

　　雁型理論在中國的完美實踐

　　如果說緣起于歐美的雁型發展理論，首先在日本落地，于是有了“日本奇跡”，那么中國發生的實踐則是對該理論最完美的注釋。
　　從經濟要素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的地方經濟大致可分為資本活躍地區、吸納勞動力地區、資源優勢地區和政策優勢地區，其中又以資本活躍地區和吸納勞動力地區最為典型。因為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中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通過體制、機制的變革（市場化），讓資本（包括內資和外資）和勞動力（農村勞動力向非農就業轉變）得以有效結合，再輔以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市場（外需）與內部產能的對接，這使得中國成為過去30余年間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中國經濟在世界中比重得以快速提升，由1979年1.8%升至目前10%。這一過程中，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結合最為突出，相應地，在中國就出現了兩個樣板間，一個是代表資金的浙江省，一個是代表勞動力的廣東省。
　　改革開放以來，以浙江為首的長三角地區逐漸成為中國資本最為活躍的地區。1978年浙江省的金融業增加值占全國金融業增加值的比重為2.77%，到1992年已升至4.81%，2001年升至5.98%，2006年達到10.45%，其漲幅遠遠超過浙江省在全國經濟中比重的漲幅，同時浙江省也成為民間資本最活躍的地區。
　　與長三角地區相對的就是以廣東為首的珠三角地區。伴隨中國外向型經濟模式的確立，廣東依靠其獨有的外貿優勢和政策空間，逐漸成為吸納勞動力能力最強的地區，其以外貿加工為主的工業產能快速提升。1978年廣東省的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比重為5.39%，到1992年已升至10.7%，2001年升至12.63%，2006年達到14.71%，其漲幅同樣遠遠超過廣東省在全國經濟中比重的漲幅。
　　而且這兩個省GDP占全國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8.49%，到1992年已升至14.2%，2001年升至17.27%，2006年達到19.39%，在危機前基本占據了中國經濟的兩成左右；兩省人均GDP與全國平均水平之比，更是由1978年的90%左右，升至2006年的200%左右。
　　伴隨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巡、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階段性體制變革突破，中國經濟30多年間的高速增長，從地區實現路徑上看總體表現為：在像浙江和廣東這樣的樣板間的帶動下，按照頭雁領航、尾雁跟隨的模式逐漸展開，所以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之后，全國呈現招商引資熱、開發區熱。

　　全球危機掩蓋了樣板間退位問題

　　但伴隨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提升、各地區模仿、趕超力度的不斷加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后發優勢逐漸消耗，上述發展路徑在危機前已開始發生變化。例如，2000年-2007年間資源優勢地區已經超過浙江、廣東兩省的增速，危機后一些本來為勞動力輸出地的地區也相繼超過浙江、廣東，舊時的頭雁逐漸變成了尾雁。而筆者認為，中國內陸各地“雁型梯隊”隊形的變化，才是2007年股市、房市泡沫的真兇，背后反映出實體經濟層面原來行之有效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結合方面遭遇了瓶頸，這樣才會有2007年以來的以錢炒錢的虛擬經濟泡沫化嬗變。只是，2008年爆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讓本來已經浮出水面的樣板間退位問題被掩蓋了。
　　樣板間的退位表明中國經濟轉型問題已到邊際點，已不僅僅是口號，而是關乎經濟是否繼續增長、發展的核心問題。

　　簡要總結一下上述兩個樣板間的變化：

　　樣板間之一：浙江——代表中國的民間資本。浙江老板們的資金流向往往代表著高回報領域的出現，如今這些老板中跑路的不少（如近期溫州發生的民間借貸風波），反映出其自身資金鏈緊張，同時也折射出，對于資本而言，如今高回報的投資越來越少。
　　樣板間之二：廣東——代表勞動力。廣東加工企業的用工需求，往往引導著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起落，如今，當地用工荒局面頻現，與此同時，沿海省份用工企業也正通過加大西遷力度，來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
　　這兩個樣板間的變化，恰恰反映出維系多年的中國故事中最動人的章節——資本和勞動力結合，已經開始變奏，而樣板間的轉型成功則是決定中國經濟轉型成功與否的先手。如果走好，那么先頭部隊就可以跨過經濟轉型大關，繼續發揮頭雁的作用，為其他地區開好路，為全國經濟布局奠定好基礎；如果走不好，那么經濟轉型則還將是霧里看花、水中撈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