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的逐步推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村出現了剩余勞動力，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出現了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民工潮”，大規模的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沿海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為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帶來了有利條件，使中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迅速，為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
但是近年來，隨著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等問題的出現，2004年開始在我國東南部沿海地區出現了大范圍的“民工荒”現象。進入2008年以來,這種“民工荒”現象已開始向內陸地區蔓延，并逐漸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沖擊。這表明，經過了近20年的發展，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必須分析這種變革的發展趨勢和新特點，正視問題，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結構的順利轉型、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中國農村改革，提高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也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現，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城市改革的推進，向城鎮集中的農村勞動力逐漸成為主流，并一度造成了壯觀的“民工潮”現象。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短時內大量進入城市就業，意味著我國的勞動市場具有無限供給的特征。
以民工荒現象為標志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首先于2004年出現，隨后就從未間斷，并推動著普通勞動者工資持續上漲。從農業就業人數看，從2004年開始，農業就業人數開始出現快速下降的趨勢，2006年下降速度最大。
從我國農業產出模型看看，2006年我國農業勞動邊際產出由負轉正，即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開始對農業產出產生影響，說明勞動力已經從無限供給進入有限供給階段。從勞動力數量的供給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人口撫養比相應不再下降的轉折點，稱為人口紅利轉折點，經過該轉折點，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
根據最新預測，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逐年下降，預計在201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接近10億。自那時以后，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不再增加。而且，在達到峰值之前，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已經遞減。因此，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必然進入有限供給階段。
劉易斯模型中描述的二元經濟結構中，第一個階段，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農業勞動邊際生產力極端低下，傳統部門比較落后，發展緩慢，且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勞動力的工資，受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制約而長期得不到提高，務農收入遠低于非農產業的工資水平。第二個階段，勞動力出現有限供給，農業部門加速發展，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農業部門和現代部門之間的勞動力需求開始出現競爭關系，勞動者工資開始由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市場機制和勞動力市場制度作用決定。
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大規模爆發時，中國當時的城市發展并不足以吸收如此多的勞動力，但由于當時我國農業生產效率較低，農民工的家庭負擔較重，因此農民工的就業積極性特別高，即使廠商支付較低的工資，只要工資比在農村的收入高，他們也愿意接受工作，而不是返鄉或者是選擇失業。隨著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勞動力供求出現了變化，我國農業工資出現了跳躍式增長。
從我們計算的數據看，1991－1996年，農業人均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為12%，這是由于該階段為農民工進城務農初期，基數較低導致增速較快；1997－2003年，農業人均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僅為2%，這段時期是典型的劉易斯模型的第一階段，勞動力工資由買方市場決定，工資增長速度較慢；從2004年開始，我國的農業人均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開始進入加速階段，2004－2010年，平均增速為7%。
在這段時期，我國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人均收入處于快速增長階段，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被迫提高工人工資，以吸引足夠的勞動力。從計算的勞動力供給曲線看，我國2004年以來，勞動力供給曲線呈現出明顯向上傾斜的走勢，表明我國的勞動力供給與工資之間的聯動關系增強，提高勞動力供給需要增加工資來支撐。
勞動力市場結構的這種變革不可逆，對尚處于二元經濟格局、經濟結構轉型進入關鍵期的中國，勞動力短缺必然會對中國經濟帶來諸多挑戰：過去長達1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勞動力工資走勢已經處于上升空間，人力資本的上升必然推動消費品價格上漲，帶動通貨膨脹率的走高；勞動力成本上漲會提高企業生產成本，降低企業利潤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再生產進程，拉低整個社會經濟的增長速度。
盡管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變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諸多風險，但也存在著有利因素：勞動力收入的提高會改善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保持社會和諧；收入增加還會帶動消費興起，促進我國經濟動力從投資向消費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