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就美國蘋果公司訴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標權權屬糾紛案作出一審判決，原告蘋果公司敗訴，并確定系爭iPad商標權屬于被告深圳唯冠。由于蘋果iPad在中國市場所獲得的商業成功，本案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
蘋果公司于2012年1月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并于2月29日進行了二審。盡管至今二審仍未宣判，但是隨著蘋果新一代iPad的推出，以及3月下旬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訪華等事件，使得該案的社會影響進一步發酵，案情未來的走向令人關注，案件帶來的啟示引人深思。
被告深圳唯冠是唯冠國際集團旗下子公司，于2001年經注冊獲得了iPad商標在我國內地的商標專用權。而唯冠國際集團旗下另一個子公司臺灣唯冠于2000年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分別注冊了iPad商標。2009年，在蘋果公司推出iPad產品之前，一家英國公司與臺灣唯冠達成協議，臺灣唯冠將其iPad全球商標以3.5萬英鎊的價格轉讓給該公司，此后該公司又以10萬英鎊的價格將iPad全球商標轉讓給蘋果公司。
但當蘋果公司在中國大陸銷售iPad時，深圳唯冠方面提出：臺灣唯冠與深圳唯冠為兩個獨立的公司，臺灣唯冠無權處分屬于深圳唯冠的商標權，iPad在中國大陸的商標權屬于深圳唯冠，而非蘋果公司。為此，蘋果公司起訴深圳唯冠，要求判決iPad商標直接歸蘋果公司所有。
在一審中，深圳市中院駁回了原告訴訟請求，并判定iPad商標屬于深圳唯冠。
從法理角度分析，根據我國《商標法》，商標專用權的申請與轉讓實行登記注冊原則。被告深圳唯冠于2001年就成功注冊了iPad商標，獲得了在中國內地的商標專用權，在其行使該商標專用權的過程中未發生權利消滅的法定事由，且商標管理機關也從未辦理過系爭商標的權利轉讓登記。作為案外人的臺灣唯冠與被告深圳唯冠為兩個獨立法人實體，臺灣唯冠將深圳唯冠的注冊商標作為交易標的物，屬無權處分，且并不構成表見代理。原告蘋果公司要通過商業手段獲取他人的商標，應當負有更高的注意義務，并按照《商標法》規定，與商標權利人訂立商標轉讓合同，并辦理必要的商標轉讓手續。
在一審中，原告蘋果公司提出了本案適用表見代理的意見，而法院并沒有支持這一主張。
關于表見代理，我國《合同法》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7月發布的《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指導意見》規定：表見代理制度不僅要求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形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合同相對人主張構成表見代理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現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人民法院在判斷合同相對人主觀上是否屬于善意且無過失時，應當結合合同締結與履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綜合判斷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
由于法律對于如何認定表見代理只存在指導性的規定，而沒有具體的實施標準，所以本案法官作出判斷的關鍵，來源于法官的價值觀判斷，即權衡將何種義務加于原被告中的一方而能獲得更大的社會經濟效益。蘋果公司應嚴謹地盡到對臺灣唯冠代理權的審查義務，而深圳唯冠應盡到避免自身被表見代理的注意或管理義務。從成本考慮，蘋果公司的審查義務顯然要比深圳唯冠的注意或管理義務成本更低；而深圳唯冠要避免自身被另一個公司表見代理則更難實現。如果法官認定表見代理成立，則應當要求蘋果公司有“舉證證明臺灣唯冠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現形式要素”的基本義務。在現實中，蘋果公司并未完成以上基本義務，從而導致了本次訴訟的產生。基于以上考慮，法官確認表見代理不成立，并依據《商標法》判定iPad商標歸屬于深圳唯冠，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準確無誤的。
在一審后，蘋果公司向廣東省高院提出上訴，已于2月29日開庭。在蘋果公司和深圳唯冠雙方提交了新證據、并進行了法庭辯論后，目前庭審已經結束，審判長宣布本案將擇日宣判。
與此同時，深圳唯冠也已在上海、廣東等地起訴蘋果公司的經銷商，要求其禁售侵權產品。其中，廣東省惠州市中院已一審認定蘋果經銷商順電連鎖惠州分公司構成侵權，判令禁止其銷售蘋果iPad產品。同時，深圳唯冠稱將于近期在美國起訴蘋果公司，索賠金額可能高達20億美元。
以博弈理論就案情發展的形勢進行分析，筆者認為雙方如果能在此案二審判決前進行庭外和解，則將使蘋果公司、深圳唯冠以及消費者在內的總利益實現最大化。
對蘋果公司而言，如果二審維持原判，那就確定了蘋果公司構成商標侵權，從而可能導致以下后果：
首先，所有iPad產品將被禁售，其中既包括本案審理前已經大獲成功的iPad一代及二代產品，也包括即將計劃在中國上市的新一代iPad產品。除了巨大的商業損失外，蘋果公司還須承擔其與眾多經銷商及中國聯通等合作伙伴的違約賠償責任。
第二，工商部門將對商標侵權行為罰款。罰款數額最高可達侵權商品銷售收入與庫存侵權商品的實際成本之和的三倍。在2011年6月16日舉行的擬處罰聽證會上，北京市西城區工商局出具的罰單為2.48億。
第三，海關部門可能限制蘋果iPad產品從中國出口。中國是蘋果iPad最主要的生產基地，這一出口禁令將對蘋果公司的全球銷售業績造成負面影響。
第四，深圳唯冠將要求侵權賠償。
當然，蘋果公司可以以違約為由起訴臺灣唯冠，但3.5萬英鎊的涉案金額與以上四個后果相比顯然杯水車薪。
因此，從蘋果角度考慮，優選方案是在二審判決前以較低的成本與深圳唯冠和解，達成商標轉讓協議。就目前一系列的跡象分析，蘋果公司似乎也在作這方面的努力，如公司現任首席執行官庫克先生于3月底訪問我國，雖然其行程并未完全公開，但是選擇在這個時機訪華，筆者推測其正在尋求通過商業談判等途徑解決商標侵權帶來的危機。
對深圳唯冠而言，即使二審有較大概率勝訴，其優選方案仍是在二審判決前以較高的對價與蘋果公司達成商標轉讓協議。
首先，即使二審勝訴，深圳唯冠也無法通過iPad禁售、工商罰款、海關出口禁令獲利。在2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唯冠展示了其于1998年開發的iPad，由于該產品“沒有很成功”(深圳唯冠創始人楊榮山原話)，所以即使蘋果iPad禁售也不會對深圳唯冠產生積極的商業影響。
其次，即使深圳唯冠訴蘋果公司商標侵權勝訴，要獲得高額賠償仍有難度。按照《商標法》規定，侵權賠償數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在被侵權期間因被侵權所受到的損失。當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時，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根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深圳唯冠很難獲得蘋果公司因侵權所獲得利益具體數額的證據。同時，深圳唯冠也很難拿出因被侵權所受到損失具體數額的證據。即使拿出損失數額的證據，由于深圳唯冠的iPad在商業上“沒有很成功”，所以損失數額本身不會很大。而當侵權的獲利或者被侵權的損失無法確定時，法定賠償的最高額度僅為五十萬元，與深圳唯冠的期待相去甚遠。
目前，深圳唯冠正面臨著巨大的財務危機，例如在3月底，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曾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深圳唯冠提請破產清算。雖然深圳中院對此破產清算申請裁定不予受理，但是顯然深圳唯冠急需一大筆資金來化解現有的財務危機，這正是蘋果公司尋求庭外和解的良好時機。
對消費者而言，曠日持久的訴訟已經影響到了正常的消費行為。由于涉嫌商標侵權，蘋果iPad產品已在全國多個城市下架，而新一代iPad產品在我國的上市更是遙遙無期，因此盡快解決商標糾紛符合消費者的利益。
綜上所述，為避免“魚死網破”的局面，如果本案雙方在二審判決前，或工商罰款、海關出口禁令執行前，選擇在庭外以雙方都能接受的價位進行和解，則能使蘋果公司、深圳唯冠，以及消費者在內的總利益實現最大化。至于雙方都能接受的價位是多少，還要視雙方在二審宣判前的博弈情況而定。
蘋果訴深圳唯冠案留給我們的啟示是：
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必須重視知識產權并掌握知識產權法律規則。大如蘋果公司，其擁有世界頂尖的知識產權法律團隊，然而在通過商業手段獲取商標的過程中由于疏忽大意、未盡到足夠的注意義務，導致陷入目前的被動局面。小如深圳唯冠，其母公司已于2010年8月在香港停牌，創始人被法院頒令破產，然而通過熟練運用法律規則保護自身合法知識產權，就可能起死回生，迎來商業上的巨大轉機。
長期以來，由于不重視知識產權，中國企業經常在國際知識產權訴訟中處于被告地位；又由于不熟悉知識產權法律規則，中國企業往往不敢應訴或倉促應訴，因而更容易成為被訴對象，如此惡性循環。隨著近年來我國一批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競爭力的企業的崛起，他們正在熟悉和掌握知識產權法律規則，如華為在美國起訴摩托羅拉專利侵權勝訴、海信以低價贏回博世西門子搶注的商標等。所以，深圳唯冠在本案中的勝訴，可以說是我國知識產權實力、知識產權法律經驗積累的必然結果。
無論本案最終勝訴的是深圳唯冠或者蘋果公司，還是雙方選擇庭外和解，無疑都是中國法律的勝利。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跨國企業似乎有一個共識：要在中國取得商業成功，靠依法經營不如靠政府公關等法律之外的手段，這可能也是蘋果公司在iPad商標仍存在爭議時就高調地將產品投入中國市場的原因。通過本案的依法審理，中國的法院正在向世界傳達一個清晰的信息：中國正在努力沿著法治的途徑規范商業行為。這正是我國經濟法治化、公開化、國際化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