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發達國家對其進口的產品提出了“碳關稅”、“碳足跡”之類要求，所謂“綠色壁壘”盛行一時。這個令人關注的新變化，在向我們相關行業發展提出挑戰的同時，客觀上也形成了某種倒逼機制，迫使我們必須加速向綠色增長轉變，以適應形勢變化，把貿易壁壘的現實阻力轉化為塑造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的重要推力。
　　“綠色壁壘”是一些發達國家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目的，通過立法、制定標準、規則等形式對國外商品進行準入限制的一種措施。但從其實際操作看，目前表現出明顯的借“綠色”生事、以環境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特征。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這一壁壘形式愈演愈烈，已給國際貿易蒙上一層厚重的陰影。歐盟對區域內經停航班征收碳排放費，澳大利亞通過對碳排放征稅的法案就是例證。綠色增長作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是誰也不能阻擋的。發達國家正是抓住這一契機，將“綠色壁壘”作為貿易保護的武器，阻擋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發展，以期鞏固和擴大自身科技經濟優勢，強化其在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這是當前“綠色壁壘”盛行并可能繼續蔓延的深層原因。
　　如今，中國經濟早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如果不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趨勢，及時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實現綠色增長，對外貿易的發展空間就可能受到進一步的擠壓，甚至會拖經濟長期持續平穩發展的后腿。有分析表明，航空“碳稅”不僅會對歐盟以外的航空業及與之緊密關聯的燃油、旅游等行業形成較大沖擊，而且可能沿著產業鏈條將增加的成本轉至貨物貿易領域。另據有關部門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有90％的農業及食品出口企業受到國外環境保護等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說，抓住綠色增長新機遇，靠自主創新生產出越來越多的綠色產品，是我們有效避免“綠色壁壘”負面影響的根本途徑。
　　進一步看，現在全球正面臨糧食、燃料和融資三大危機，可持續問題尤顯突出，綠色經濟、低碳技術在世界科技和產業調整變革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年來，許多國家都把綠色增長作為未來經濟轉型的主要目標之一。前不久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四次會晤和博鰲亞洲論壇，都不約而同地將綠色、可持續作為重要話題。在這次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不少國家在應對政策上都更加注重凸顯“綠色”理念及內涵，實施“綠色新政”，并以此來謀劃后危機時代的發展。美國提出將傳統的制造中心轉變為綠色技術發展和應用中心，在2015年前將新能源汽車的使用量提高到100萬輛；英國把綠色經濟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制定了以創造10萬個就業崗位為目標的綠色計劃；日本提出到2015年將環境產業市場規模擴大到100萬億日元，并將該領域就業人員增至220萬人。這些動向無不提醒我們，綠色增長已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共識，抓住先機、推進我國經濟盡快實現綠色增長乃當務之急。尤其是眼下，國際金融危機仍在延續，我國發展的外部條件更趨復雜，“綠色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變種陸續冒頭和人口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增強形成的壓力更為突出。能否繼續保持經濟發展的好勢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化壓力為動力、變挑戰為機遇，抓住綠色增長大趨勢，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也正是我國經濟突破“增長極限”的關鍵所在。
　　實現綠色增長應牢牢抓住兩點。一是牢牢抓住“綠色”需求，加快促進技術進步，催生新的產業，形成新的增長領域，為經濟發展增添新的動力。預計“十二五”時期，我國僅節能環保產業的產值就將達到10多萬億元，增加值遠遠超過環保投入，顯示出新創產出大于綠色投入的良好前景。這一前景應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企業界的高度重視。二是牢牢抓住廣大人民群眾渴望改善環境質量的迫切愿望。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載體，與人的健康、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息息相關。應當看到，伴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能源資源約束與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加大，影響群眾健康的環境問題有所突出，現在一些大城市的灰霾天數已接近全年的30%至50%，優良的生態環境越來越成為城鄉居民的普遍訴求。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5000多美元，正在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能否盡快走上綠色增長之路，將直接關系到人們宜居安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
　　圍繞上述兩點，加快推進我國經濟實現綠色增長，迫切需要在結構調整上下真功夫。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等產業，繼續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產能。需要強調的是，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具有市場需求廣、就業容量大、科技含量高、帶動作用強等優勢，能耗強度平均只有工業的五分之一，污染排放更低。因此，要加快發展步伐，努力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與此同時，企業也要積極行動起來，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節能增效水平，積極在綠色增長中捕捉發展機遇，實現做強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