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副市長吉林日前在參加“2012年推進城南行動計劃”工作部署會時透露，今年前兩個月，北京市財政收入呈現負增長。事實上，前兩個月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不僅是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城市，財政收入都出現了令人吃驚的“負增長”。
北京、上海和廣州一線城市，包括重慶等二線城市的財政收入，集體出現令人吃驚的“負增長”，是近年來少有現象。倘若分析原因，除了經濟放緩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數太高、春節假期影響以及房地產業收入減少，個人所得稅、營業稅結構性減稅減收等有很大關聯，特別是在CPI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會直接導致流轉稅的減少。
顯然，全國不少地方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屬是預料之中。然而筆者發現，有不少專家學者和網友對此表現出異常的擔憂和不安。其實，倘若我們換個視角看待財政收入“負增長”，卻能化“危”為“機”，成為矯正一些跑偏現象的最好契機。
一方面，能矯正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上的不均衡。在承認財政高速增長是社會巨大進步的同時，也必須看到財政的跳躍式增長帶來的負面效應：其一，會加重國民的稅收負擔。從2000年進入《福布斯》統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當然，稅務部門對此存在異議。此外，如果國家財政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在大量財富充實國家的同時，對居民收入增長也會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擠壓”。
近年來，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則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現在，因減稅帶來的財政收入負增長，不僅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扭轉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而且也能為實現最近中央經濟會議提出的“保增長、擴內需”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同時，也能矯正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過熱。統計表明，我國行政管理支出從1986年的220億元增長到2005年的6512億元，20年間增長30倍，年均增長率19.5%；同期，財政支出增長15倍，年均增長率15.4%，我國成為世界上行政成本較高的國家。
財政收入猶如一個蛋糕，如果政府自身切下來的多，那么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錢自然就少。如果利用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時機，“強迫”政府嚴格控制行政成本，就能終結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過熱現象。
更為重要的是，也能推動政府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由于我國內需消費長期以來難以真正提振，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外貿出口不可持續，比如今年前兩個月，深圳進出口總額為562.89億美元，同比下降3.5%，其中出口327億美元，同比下降6.0%，這些情況均推動中國進行經濟結構轉型的探索。而經濟結構如何轉型，不僅考驗著企業家的智慧和應變能力，也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