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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旅游旺季即將來臨，山東省內一些有影響力的景區，又悄悄地啟動調價程序。“漲價風”似乎又將刮起。面對旅游景區的票價你追我趕地跨入“百元時代”，不少游客表示，高票價導致旅游心情很不爽。全省現有8家5A級景區，幾乎全部邁入“百元序列”。另有一些4A景區甚至暫不在A級序列的景區，門票也突破“百元大關”。(3月20日《齊魯晚報》)
相比3年前，目前山東“百元景區”陣容壯大了不少，是景區進入“百元時代”的一個小注釋，而可以觀察到的是，這一數字很有可能繼續增加，因為景區的調價程序正在啟動，而所謂的“聽證”幾乎成了“漲價”的同義詞。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景區進入“百元時代”呢?
景區進入“百元時代”是圈錢邏輯的產物，與我國的許多旅游景點門票價格動不動就是上百元甚至更高的現象一脈相承。高昂的價格使消費者望而生畏，打擊了公眾的旅游積極性，損害了公眾權益，降低了社會福利。與此相對照的是，不少發達國家景區門票共性是價格低廉，價格占人均月收入比例一般不超過1%。如比利時的博物館和名勝古跡的票價只占到普通人月工資的0.33%，法國為0.4%，意大利、日本小于1%。又如埃及的金字塔，對本國人只收相當于人民幣1.3元的門票。
筆者以為，我國一些景區一味地追逐利益已經使他們忘記了景區作為旅游資源是準公共產品，所有公民都應是旅游資源的權利主體，都有權享受旅游資源帶來的福利。統計表明，我國門票的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國家的10倍以上。國家有關部門的一項調查曾顯示，頤和園等景區，20%的收入用于維修，80%的收入則發了工資與獎金，極少把漲價后的收入用來維護世界遺產。武當山年門票收入1000多萬元，基本用于景區1800多名職工的支出和“扶貧工作”，用于資源保護的金額為零。可以說，景區漲價沖動的泛濫產生了一種侵蝕社會福利的扭曲激勵機制。如果不解決這種單一追逐經濟利益和侵犯公眾利益的做法，不但不利于全體人民對風景資源的共享，更容易導致風景資源的公益性質被異化。
景區進入“百元時代”在侵蝕社會福利的同時，也折射著監督機制的缺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樹立景區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共同監督的理念，特別是沒有建立公眾共同監督的機制。景區的利益相關者是代表各個不同利益的龐大群體。作為利益相關者，他們既有積極監督的動機，也有積極監督的權利和義務。當然，利益相關者既包括當地人民，也包括外地公眾，任何風景名勝區都不是地方或個人的私有財產。因為沒有相應的機制，公眾的呼吁和批評，一再被各個景點無視。如果允許這種制度安排繼續下去，那么就可能帶來公共資源性質的異化，也與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民收入水平不高的國情極不相符。現在，人們已經為風景名勝區承擔了過度開發和無序競爭的代價，那么，將來呢?這是一個值得所有人關心的問題。
許多國家以景區的低價給公眾提供娛樂休閑場所，回報國民，使公眾從中獲得生態環境和歷史文化的教育，這顯然是明智的舉措。但在我國的一些景區，游客成了被任意宰割的對象。相比之下，景區進入“百元時代”或是惡性循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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